看到這個題目，我就想到了劉義慶的《世說新語·夙慧篇》中的一則故事：
當初晉元帝突發奇想，想要考一考身為太子的晉明帝司馬紹。於是，他把司馬紹叫到榻前，問他：“長安、太陽哪個更遠？”他想了想，答道：“太陽。我聽說過有人從長安來，卻沒聽說有人從太陽來。”晉元帝大為詫異：“這個孩子的回答真是出人意料地與眾不同。”後來，晉元帝在朝廷上和大臣們提到了此事，又問司馬紹：“太陽、長安哪個更遠？”司馬紹不加思索地說：“長安。我抬頭就可以看見太陽，環顧四周卻看不見長安。”
作為一個有科學常識的人當然知道：太陽離他的距離要遠遠大於長安理他的距離。所以他在第一次回答時答了“太陽”。但他的第二次回答的答語更富哲理——長安看似比太陽離他更近，實際上在他的心裡，長安是重要城市，地位比太陽要重得多，可望而不可即，因此他才會說太陽近而長安遠。
其實，沒有所謂的“最遙遠的距離”。最遙遠的距離是物與心的隔閡（當然也包括心與心的隔閡）。
《莊子·齊物論》中有這麼個故事：有一次莊子睡覺，忽然做了個怪夢。在夢中，莊子變成了一隻漂亮的蝴蝶。它一忽兒飛東，一忽兒飛西，在草叢花枝間翩翩起舞。要說快樂呀，那真是快樂極了！莊子所變成的這隻蝴蝶，只是一個勁兒地飛來飛去，完全忘了自己是莊子。它玩得正起勁，忽然醒了。莊子一看自己還躺在床上，這才明白原來那隻蝴蝶不是自己，自己是人，是莊子。可是莊子忽而又感覺到這未必對：自己或許本來就是一隻蝴蝶！是做夢，夢中才變成莊子的！接而又想，這恐怕是錯了：自己明明是莊子，剛剛肯定是在做夢！就這樣，莊子一會兒這樣想，一會兒那樣想，想來想去，總是搞不清自己究竟是莊子還蝴蝶。就像莊周夢蝶一樣，人與蝴蝶本是毫無瓜葛的兩樣事物，它們看上去相差甚遠。但在莊周心裡，物我之間，已經到了相互依存的地步了。正如道家所言：“萬物即我，我即萬物”。這樣，遙不可及的兩件事物通過心與心的交通，最終劃上等號了。而就連莊周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莊周還是蝴蝶了。其實在這時，莊周與蝴蝶之間毫無差別，他們之間的距離不存在了。
有人說：“還在不斷擴大，無從探測邊界的宇宙，就是最遙遠的距離”；有人說：“最遙遠的距離，就是生與死的永遠分別”；更有人說：“最遙遠的距離，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卻不知道我的心思。”我要說：“都不是！”倘若你心繫宇宙，無垠的宇宙就在你心裡；倘若你心繫逝者，你就可能幻想他/她就在你身邊，哪還有什麼距離可言呢？抑或你能夠理解一個人，即使他/她不理解你，早晚有一天，他/她也會明白的，又怎能成為最遙遠的距離？我覺得：最遙遠的距離，莫過於心與心的隔閡。
心與心的隔閡，並不是指某一方不理解另一方，而是指彼此之間的不理解。比方說：你的心裡想着一個人，你能夠理解他/她的心，但他/她卻不能理解你的心，這不是世界上最遠的距離。我不能理解你，你也不能理解我，兩個人沒有絲毫的共同語言（或者說兩個人剛認識，對對方什麼都不知道），這樣的兩個人就算面對面的站着，心中也充滿着冷漠。假如這兩個人在聊天中不知不覺地產生了一個共同的話題（或者說心靈逐漸相通），距離也就逐漸縮短。最後，距離有可能就消失了。其實，自然本身並沒有所謂的“最遙遠的距離”，距離就在你的心中。
當年，蔡邕哭董卓得罪了司徒王允，被捕入獄。蔡邕知道這次倖存的可能性很小了。他捧出了寶貴的焦尾琴，彈了起來。蔡文姬從琴聲中聽到了父親有死難當頭，傷慟五內，五臟欲裂。蔡邕事先並未告知文姬其死難，但憑藉著父女之間特有的心靈感應，她還是聽出來了。她們之間沒有距離，心靈相通，所以沒有什麼秘密瞞得住。
總之，距離是具有可變性的。沒有最遙遠的距離，只有心與心的隔閡。最遙遠的距離就是物與心的距離。只要心靈相通，距離自然也就消失了。
福建省仙游縣第一中學高一：林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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