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莊子
勞燕
主語：最初的莊子不屑做小官，而後的莊子不願當大官，實際的莊子只想混中官，最後的莊子——解脫了官場，追尋自己獨立的人性本真，成為傲視千古的偉大思想家。
大凡中國的讀書人，都講究一種精神追求。這種精神追求有什麼特點和特徵呢，有什麼共性呢？這種精神追求的內涵和文化意義是什麼？這種精神追求的完美意境和理想境界是什麼呢？是那個“莊子”，我們就來說真正人性的莊子。
莊子，可以說是“出世”達到了“坐忘”的至高境界，處在一個巔峰。這種精神追求的完美意境和理想境界就是“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莊子·大宗師》）；就是進入“坐忘”境界，就是完全擺脫世俗，心靈徹底自由。
處在這個巔峰的莊子，猶如“圖騰”，始終令古往今來的讀書人高山仰止，所仰慕，所效仿。“不傲睨萬物，不譴是非而與世俗處”，莊子這種既不“入世”，又不“避世”，姑且“游世”的人生哲學，乃是自己在世俗中不堪處境的最好的精神慰藉。多數人，在世俗中所謂的不堪處境無非是“十有九人堪白眼”，誰都希望擺脫，區別僅在於有的人是處於本能遲疑些，被動些，有的人是出乎本性主動些，努力些，比如“渾身上下靜穆”的陶淵明。有的人則是在人生道路上跌托、摔了跟頭之後回過頭再來尋覓精神港灣，如李太白、蘇東坡。不過，殊途而同歸，人們總是把這種精神追求的彼岸，寄託於莊子——“最後的那個莊子”。
中國讀書人的千般苦悶、萬種煩惱，其實都出於“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社會世態。作為“毛”，管你是白毛黑毛、粗毛細毛，還是軟毛硬毛、長毛短毛，都得依附在特定的社會體制這張“皮”上，而毛的意義、毛的作用，按傳統的認知理念，則又在於能否當官，進入主流圈，擁有話語權，而不被邊緣化。所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其實就是指讀書人能把自己的知識、智慧、能力開出一個好價格，兜售給帝王家，漫天要價，就地還錢（當然這只是在“吾皇聖明”的盛世時代），換取一頂頂大小不一、形態各異的官帽戴戴。似乎只有這樣才算是實現了自己的價值——“達則兼善天下”。於是乎，一代又一代的讀書人，都爭先恐後地往仕途上擠，即如唐太宗李世民所樂觀其成的“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的理想場面。擠得呲牙咧嘴，碰得頭破血流。在這種情況下，哪裡還能標榜什麼“精神自由”，奢談什麼“人格獨立”。常言道，“吃人家的嘴軟，拿人家的手短”。你既然仰人鼻息，當穩了奴才，有了“扯淡”、“幫閑”甚至於“幫忙”的機會，那自然只能是以人家的意志為意志，出主入奴，亦步亦趨，做得好一點的，爭取當一個良知未泯的“清官”，定力不足的，則不免“為虎作倀”，禍害天下。
從這個意義上講，讀書人與官場關係的深淺，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着他的自然本色還能保持幾許，他的心靈自由還能留存多少。莊子與官場無瓜葛，他的精神自由空間便相對寬闊一些，可以大白天睡懶覺，夢蝴蝶，“鼓盆而歌”。陶淵明與官場脫凈干係，可以吟詠“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可以“手揮五弦，目送飛鴻”。而王摩詰、李太白、蘇東坡等人對於官帽比較熱衷，老是幻想着“我輩豈是蓬蒿人”的角色，期待着“天上掉餡餅”一類好事發生，以便可以“仰天大笑出門去”，因此，他們的心靈便難免要多受一些折磨，患得患失、自尋煩惱，“舉杯消愁愁更愁，抽刀斷水水更流”了。至於韓愈、柳宗元、司馬光、王安石、曾國藩，亦官亦學，一副“如欲平治天下，捨我其誰也”的拿腔作調，則更是自檜以下，不足具論了。
其實，莊子是人不是神，莊子的德行，他的修為，並非一朝一夕精進到這種高境超邁的地步的。魯迅先生說，即便是天才，他離開娘肚子的第一聲哭，也同平常的嬰兒一樣，而絕不可能是一首美妙的詩或者是一曲動聽的歌。莊子能夠參悟天地的奧秘、省識人生的玄機，恐怕有幸依賴於他自己仕途上挫折所提供的特殊契機。換句話講，莊子與官場的種種瓜葛，恰好使得他在人生道路的選擇上有了一個正確的方向，從而真正超越了世態常情的羈絆，走向了“一是非而齊生死”的境界。
莊子有幸避免了“失足”的尷尬，擺脫了“沉淪”的危險，正在於他仕途上的坎坷。
最初的莊子。
莊子一開始其實並不怎麼清高，也不怎麼瀟洒，他也曾涉足於仕途，在宋國蒙地當過一陣子“漆園吏”。
這個管理漆園的官職，至多相當於今天小小的科長，不入流，沒有品，收入不會太多，事情操心不少，典型的責任不輕，辛苦多多。一年到頭要為漆園的經營忙前忙后，日晒雨淋，夏天在毒日底下烤得全身脫皮，冬季在寒風之中凍得手腳裂口，既沒有了讀書撫琴的時間，又喪失了吟詩作畫的雅趣。更要命的是，漆在當時屬於國家戰略物資，修繕宮殿需要它，製作武器需要它，老百姓日常生活也離不開它。所以國家對它的出產與質量加以關注和重視乃是勢所必然，理有固宜。這意味着上級官員動輒要蒞臨漆園，考察監督生產的進度，考核審計工作的實績。不過如此一來，莊子便更是大倒其霉了：不得不勞心費神、加班加點整理彙報材料，編造各種數據，填寫各種報表；不得不低眉順眼、哈腰迎往送來，陪宴敬酒。在酒席上不斷經歷從“豪言壯語”到“花言巧語”，止於“不言不語”（完全醉倒，鑽到桌子底下，不能吭聲的最高酗酒境界）的遊戲過程。這種日子，就像《聊齋志異》“促織”篇中那位可憐的小吏成名那樣過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這如何讓生性自由的莊子能夠忍受。陶淵明好歹還是個縣令，正兒八經的“正處級”，可他尚且不願為“五斗米”折腰，掛冠而去，回鄉下老家種瓜栽豆，過自食其力的生活，“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莊子他的“漆園吏”官銜比起縣令來，又低了不知多少級，當然更不願為“五升米”折腰了。於是乎他的選擇也就只有一個：趁早辭官，去做“涸轍之鮒”，到爛泥溝里自由自在去搖曳自己的尾巴，“無己”、“無名”、“無功”、“無待”。
由此可見，莊子不願當官，最初的動因，恐怕是嫌官職太小，只有辦事的辛苦，沒有吆五喝六的快樂。
而後的莊子。
莊子嫌漆園吏官小位卑，有苦勞沒功勞，所以撂挑子不幹，似乎說得通，可是當楚國國君千里迢迢派遣專使恭請莊子去當宰相，莊子還是不幹，這又是什麼道理？宰相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位高而名尊，職重而權大，應該是讀書人所追求的最顯赫、最榮耀的仕途頂點吧。可是莊子居然不識抬舉，表示只做“涸轍之鮒”爛泥塘里翻跟斗的小烏龜，不做那廟堂裡面供瞻仰的大烏龜，三言兩語謝絕了楚王的一番盛情，讓楚王的專使（相當於今天的組織部長或人事局長）乘興而來，敗興而歸。這簡直是犯迷糊到了極點。實際上這樣看莊子才是蠢，莊子本人可一點也不傻，倒是絕頂的聰明。在他看來，宰相這個官職太大太高了，宰相擁有“論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荀子·王霸》）的大權，一旦爬上這個位置，地位自然高，俸祿自然多，威風自然有，享受當然也是少不了。金銀源源不斷送上門，美女紛至沓來偎上身，榮華富貴如春風秋雨，擋也擋不住。可是常言說得好：“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高於岸，流必湍之；人出於眾，毀必隨之。”在擁有巨大權力的同時，也要承擔巨大的責任，更得處於巨大的危險。在君主獨裁專制體制之下，伴君如伴虎，一不小心，還不是讓老虎一口吃了！范睢當年身為宰相，夠厲害了，還不是被秦昭王用幾句話便打發送了命。白起這樣的功臣宿將，只為邯鄲一戰打得不好，就把自己的小命莫名其妙給賠了。
楚國的情況，更是糟糕，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歷來楚國做宰相的，下場多不是太妙：春秋時，城濮之戰失利敗北，令尹（也就是宰相）子玉只好引刀自我了斷，讓對手晉文公樂得心花怒放，連聲叫好：“莫餘毒也！莫餘毒也！”戰國時，吳起當宰相輔佐楚悼王辛辛苦苦搞改革，使楚國面貌大變，一躍而成為戰國七雄中的龍頭老大，可結果卻讓恩將仇報的楚國貴族大佬扣上“謀叛”的帽子，不由分說用亂箭射死。問題不在於說明楚國的糟糕。在於楚國的經驗值得注意，說明官大有官大的難處，尤其是像宰相這樣的特大號高官，完全不是聰明人該乾的。官做大了，雖有當官的神氣、威風，但有更多當官的危機，作為明白人，這種致命的遊戲唯恐避之不及，又怎麼會摻和進去，同豺狼虎豹一起玩牌呢！莊子學富五車，知古識今，自然懂得這層道理，哪裡肯拿自己的生命去和功名利祿開玩笑，當然不會接楚王送來的宰相委任狀。
由此可見，莊子不願當官，有時又是因為嫌官職太大。
小官不屑干，大官又不願干，那麼，莊子難道真的對當官持深惡痛絕的態度嗎？莊子的心態我們不能妄加揣度，但是其早年恐怕是不會徹底拒絕當官的誘惑的，否則，怎麼解釋他為何連漆園吏這樣的芝麻官也一度載欣載奔去做呢？莊子內心真正想做的官是既不太大，又不太小的中等官。即不甘當基層忙忙碌碌辛辛苦苦焦頭爛額的芝麻綠豆官，不願做高層，只想當個中層官。
這種中層官一方面無須去承擔過重過大的責任，不必一天到晚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似的侍候身邊的國君，以至於稍不留意，頸上的人頭莫名其妙給搬了家；另一方面又有一定的地位，一定的權力，一定的威風，有下屬可供驅使，有“小蜜”可供消遣，有油水可供打撈，沒有太大的風險，不必像最基層小吏那樣忙得頭昏腦漲，手足胼胝。莊子自己曾說過，做人要把捏分寸、恰到好處，應該處於材與不材之間，這實際上也可以理解為他在做官問題上的夫子之道：即做官也應該處於材與不材、不大不小之間。而歷史也證明了莊子的遠見：歐陽修的《醉翁亭記》、范仲淹的《岳陽樓記》、蘇東坡的《前赤壁賦》等永垂不朽的篇章，豈不都是在他們當太守、團練使這類中不溜兒官員時寫成的嗎！可見，對讀書人來講，當不大不小的中官，恐怕是“入世”與“出世”兩不相誤的較好途徑，也是實現自己人生價值的一種比較理想的選擇。
在莊子身上，這種“材與不材”、不大不小的中官的機會一直沒有出現，所以到後來他也就乾脆完全杜絕了仕進的念頭，“終身不仕，以快吾意”，以“游世”的立場與態度打發自己的生命，“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不譴是非而與世俗處”，在絕對自由的精神王國中馳騁自己的天才，“獨與天地精神往來”。
莊子是在追求一種人生、思想、精神的境界——真正的人性，這也是幾千年中國人尤其是文化人的夢幻，他找到感覺了沒有呢？他有一點感覺了。
最後，就中國歷史而言，這或許是一件天大的幸事：少了一個普普通通、庸庸碌碌的官僚，而多了一位傲視千古、偉大不朽的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