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哥在鬧市開了家酒店，相當紅火。下崗后，我去他那兒當採買，說實在的，他桌上灑的飯粒兒，都可以養活我一家三口人。表哥待我不薄，一開始，我出了幾次差錯，換了別人，不被他罵個狗血噴頭才怪，可對我，他只是寬容地說：“留點心，沒有哪個生下來就會的。”於是，我暗下決心，一定要對得起他這份恩情啊。
一天，我買菜回來，見幾個穿制服的站在酒店門口，聽說是例行什麼檢查。這酒店讓表哥管理得井井有條，桌上地上牆上一塵不染，服務員統一着裝，灶房裡專門有負責衛生的，這裡如能檢查出毛病來，那全市的飯店差不多都得關門。表哥滿面堆笑，忙着讓服務員把好茶泡上，又親自給執法人員敬煙。
“煙就免了，我們有紀律的。”領頭的制服一揮手，沖部下使了個眼神兒。
“柳老闆，你的‘三不四無’宣傳單為什麼不掛？”有個執法人員冷着臉問。
“噢。”表哥滿臉賠笑，“我剛讓服務員拿去消了消毒，馬上就掛，馬上就掛。”
“罰款30元。”領頭的吩咐。
馬上就有人撕下罰款單。
“下次注意啊。”那個領頭的說。
“是。我下次注意就是。”表哥仍然滿臉賠笑。
這不是敲詐嗎？我咬着牙，剛要前去理論，卻被表哥一個狠狠的眼神止住了。東家都認罰了，咱不服有什麼用啊。執法人員罰完錢，跟表哥打個招呼就走了。
我心裡這份堵啊：你這個新型資本家，光知道剝削員工，剛才那三十元扔水裡都不響。我決定，幫表哥長點眼神兒，別讓他再當這冤大頭。
又過了幾天，我發現，餐廳靠窗檯的地方，有一隻拖把明顯地放在那兒，這若是讓執法的看見了，肯定又是個罰！我厲聲喝問：“這拖把是誰放這兒的？”
服務員個個一臉茫然。沒想到表哥正好下樓來，說：“我放的。別動，一會兒還用呢。”
“我怕讓那幫制服盯上了，又得罰款。”我有點兒發飄，咱掙這點工資不白拿啊，老闆的貼心人吶。
可表哥只是淡淡一笑：“忙你的去吧，這事我處理。”
表哥可能一忙，把這事丟在了腦後。不大工夫，呼啦啦又湧進一夥檢查的，進門就指着拖把說：“怎麼回事？”
表哥忙過來：“我這腦子……”說著便拿起拖把要撤離。
“等等。”執法人員說，“讓我看見，你想起改正來了。罰款五十元。”撕下罰款條兒，幾個人又裡外好一頓折騰，這才前呼後擁地走了。
打那以後，表哥的酒店總是不斷出點錯誤，隔三岔五讓人給罰個三十、五十的，錢不多，窩心啊。可表哥老闆當得牛了，明明是他犯的錯誤，還不願意聽人勸。
“表哥，不是我說你。”有一天表哥設家宴，請我喝了點酒。望着他那寬厚的面孔，我就把憋在心底的話掏了出來，“你的錢是大風刮來的呀，稍微留點心，也不至於讓人家左一次右一次的罰款呀。”
“傻小子，你還教訓起我來了。”表哥倒滿一杯酒，逼着我喝下，他又笑了，“酒不白喝，給你上一課吧。你算算，咱一個月讓人罰去多少錢？”
“兩百左右吧。”我說，“那差不多可以供一個貧困山區的孩子讀完小學。”
“我看你的書真是白念了。”表哥嚴肅地說，“紙上談兵是改變不了命運的，得認清形勢。你以為我智商比你低一大截是不是？如果真像你想象的那樣丟三落四，我還能從街頭小吃起家，把買賣做到今天這規模？”
“咱一碼歸一碼。你買賣再大，失誤總歸是失誤。”我據理力爭。
表哥說：“你讀過古書嗎，有‘賣個破綻’的說法聽過沒有？我就是故意賣的破綻。”
我倒要領教他所謂的真諦。
“執法工作本身沒錯。”表哥說，“可有些人的心態你得了解，他們進了你的店，為的就是要抓住點什麼。你幾次讓他檢查不出毛病來，他們就有失落感，這種失落感就轉化成一種妒忌，下次會更嚴厲地找毛病，甚至頻繁到這裡。我不怕他找毛病，但是，他們盯緊了你，會給顧客造成心理障礙。人們說，怎麼回事？穿制服的總去，有點貓膩吧？大家都不願意來了，那生意還怎麼做。”
“噢，你故意出錯，讓他們先有了滿足感和成就感，接下來就不那麼故意找病了？”我恍然大悟，“若是讓各項檢查都過關，那至少得雇一個專職人員，每月這點錢還不夠。”
“不對。我肯定過關，這是必須做好的。我面對的是顧客而不是什麼檢查。這點破費跟咱的利潤相比，基本不佔比例，若是擠走了一桌客人，那是什麼成色？”
“表哥高明。這都是在社會上摔打出來的經驗吧。”我心服口服。
“就是嘛。瞧你，自以為是，給領導寫的材料，讓他連個錯別字都找不出來，人家心裡憋屈，怪不得把你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