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於1948年，可謂生在解放前，長在紅旗下，從小接受的就是共產黨的教育，熱愛黨，以入黨為光榮，自然不成問題。記得我在初中二年級入團之後不久，就有了要求入黨的願望。還從自己當時微薄的生活費中，擠出零錢訂閱中共天津市委的機關刊物《支部生活》。剛上高中，就向學校黨組織遞交了入黨申請書。
但隨後不久，就爆發了“文化大革命”。學校黨支部領導成了“走資派”，許多黨員成了“保皇派”、“牛鬼蛇神”。特別是從小一直成長順利、處處位居人前的我，這時因學習成績好而成了“修正主義苗子”，因擔任學校團委委員而成了“保皇派”，因出身於職員家庭而被排除出“紅五類”，一下子成了無人理睬的邊緣人物。我惶惑了、自卑了，自己都覺得自己彷彿有多大問題似的，不配進入黨的行列。以至我以後上山下鄉來到黑龍江國營農場，相當長一段時間不敢提出入黨的要求。
但黑土地上的工農幹部、樸實的農場工人與當時在城裡掌權的“造反派”、極左思想膨脹的投機分子不同。他們以寬廣的胸懷、務實的態度，一視同仁地接納我們這些城裡來的孩子。他們看中的是實際表現，看中的是人的素質品性。給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我來到農場不久，因為我是高中生，又能寫一手當時看來還不錯的毛筆字，分場領導安排我擔任食堂會計。從來不懂經營之道的我，一開始摸不着頭腦，聽到知青中一些對食堂的怨言，打了退堂鼓。當時我們連隊的副指導員，一位據說是從中南海衛戍部隊轉業來的，並且自己也正遭受不公正待遇的老黨員找我談話，批評我遇難即退的“小資”情緒，同時用當時流行的話語鼓勵我說：“你雖然不是工農出身，但黨還是信任你的。你要好好乾，以實際行動經受黨的考驗！”說實話，這是我從1966年“文革”以來，第一次聽到有人以黨的名義，信任我、鼓勵我，而且還是一位看似“大老粗”的工農幹部，我當時眼淚就撲簌簌地掉下來了。其實令我感動的，還不光是我個人的被理解、被信任，還有那位自己也身處逆境老同志，帶着老婆孩子紮根當時克山病、大骨節病流行的北大荒，還忠心耿耿地為黨工作，為黨的事業培養教育青年的精神。這位老同志後來因中蘇關係緊張，作為勞改管教幹部，隨農場里的在押勞改犯遷移到離邊境較遠的內蒙古農場，我一直沒有再見到他。但他那孱弱的身影，那天夜晚對我語重心長的談話，一直浮現在我的眼前，迴響在我的耳邊。他給了我自信，給了我動力，使我擺脫了自卑的陰影，也使我看到了一個共產黨員在任何時候、任何境遇下都忠心為黨工作的榜樣。40多年後的今天，當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的學術專著的時候，我情不自禁地在扉頁上寫下“謹以此書獻給曾經哺育和滋養過我的黑龍江大地和人民”，此時我腦海中浮現的，就是我在農場結識的眾多憨厚樸實的幹部、工人，尤其是那位老黨員的形象。
以後幾十年的生活經歷告訴我，黨的形象，一方面是黨的領袖、黨的高級幹部，他們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另一方面，就是生活在人民群眾中的廣大普通黨員，他們的言行舉止、實際行動。是他們，把抽象的“黨”的概念，變成具體可感的實體對象。而對於普通人民來說，後者往往更真切、更實際。所以，當我終於在天津師範大學被批准加入黨組織之後，我一直以當年培養、教育過我的老黨員為榜樣，自覺地以自己的實際行動，維護黨的形象，傳遞黨的溫暖。不僅在本單位做好本職工作，勤奮敬業、團結同志。就是在陌生的環境，遠離熟人、同事、領導的時候，也時刻不忘自己是一名共產黨員，自己身上體現着黨的形象。我曾兩度被國家公派出國留學，一次被選為留學人員的支部書記，另一次則沒有職務。但無論有沒有身份，我都自覺做身邊同志的思想工作，使我所在的群體和睦團結，回國后大家仍保持親密的聯繫。我還先後四次受領導委派，參加與外單位人員合作的市考試院重大工作項目。我也以自己的顧全大局、積極奉獻、友善親和，受到共事同仁和項目領導的好評。因為在所有這些時候，我都把“黨”放在自己的心中，想到自己是“黨”的人，我的所作所為關係著黨的形象。我要把自己當年在老一代黨員那裡獲得的溫暖，傳遞給更多的、年輕一代的人們。要讓黨的美好形象，存在於更多人們的心中。
今天，毋庸諱言，在我們黨的肌體里，混進了個別壞人；我們黨內局部存在的腐敗現象，嚴重敗壞了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形象，也為國內外敵對勢力把共產黨妖魔化的企圖，提供了口實。以至於一些黨員感到灰心、負疚，甚至出現有人在群眾面前恥言自己是共產黨員的情況。但每當我想到自己平生經歷過的許許多多樸實、善良、勤勉、忠實的共產黨員，我就深深地感到，這些人才是我們黨的脊樑，由這樣的好人、能人、善人、高尚的人、純粹的人組成的中國共產黨，是打不垮、壓不倒的！在我自己心中永存的，就是這樣一個偉大、光榮、正確的黨。我要繼續用自己的實際行動，為這樣的黨增添光輝！我也衷心地希望，我們黨能儘快地清除一切蛀蟲，用我們正確的路線、科學的決策、無私的奉獻，帶領中國人民走上進一步繁榮富強之路。使我們每一個共產黨員能在全中國、全世界人民面前更加自豪地宣稱：“我是中國共產黨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