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1月14日，早晨。
大舅來了，說他要到外面去打工，讓我送他去車站。
我騎着自行車馱着大舅，來到十五里地以外的豐樂汽車站等車。我和大舅聊了很多很多……
車來了，大舅上了車。我和他互相揮手告別。
我望着大舅坐着的長途汽車漸漸遠去，直到看不見，才騎着車子往回走。
在回家的路上，我感慨萬千。大舅的模樣，大舅的影子，在我的腦海中重疊縈繞。
他，頭戴一頂帶了許多年的藍的確良棉帽子；身着一套破舊的發了白的藍布上衣；腳穿一雙沒系鞋帶兒的青條絨棉鞋；肩上只跨了一個書包，包里除了一塑料袋“蛤蟆頭”（旱煙）外，就只有一些抽煙紙，別的什麼都沒有。
就這麼簡單，簡單的沒法再簡單。
那時候的我，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為大舅高興呢，還是為他焦慮，或是為改革開放有了新的生機而欣喜？
都有吧？！
大舅，並通過大舅，便使我看到了，沉睡了幾千年的、帶有濃厚封建意識色彩的所有農村人中的絕大部分人，都頓然醒悟，一下子都沒有了睡意。有的半夜驚醒，有的徹夜難眠。他們清醒地意識到，光靠手裡這點有限的土地，只能解決眼前的溫飽，有的連溫飽都解決不了，只能借米下鍋，甚至靠抬款過活的也太多太多。何其窘迫，這簡直就是不出門的“沿街乞討。”
要衝破小農意識的牢籠，要徹底砸碎捆綁在農民身上的“農民就應該種田；窮在田裡，富也在田裡；生在田裡，死也在田裡——-這才是天經地義”的已經生了銹的枷鎖。
去擁抱大自然，盡情地領略和吮吸她的芳香與汁養。
去投身於改革的洪流，再接受一次驚濤駭浪的衝擊與洗禮。在競爭的眼花繚亂的市場經濟大潮中，我深信：在繁華都市，鬧市街頭，在數也數不清個數的一直向前奔涌着的人流中，雖說我不敢準確的鎖定你的方位，但我欣喜的知道：就在這裡，就在他們中間，肯定會有一個你，小小的你。
你，小小的你。
大舅，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