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剛過，妻便下崗了。她不甘心，說要拿着會計師證去侍奉個體老闆。我勸其算了，哥們安排你的事，在生活區開家小書店。沒指望她掙什麼錢，不鬧病就阿彌陀佛了。我提醒她，此地約居民兩萬，搞精神文明的唯你一家。但要留點兒心：倘若一旦發現饅頭賣不動了，你可以考慮撤退。
一晃十年過去，妻前日苦述，每天五份《晚報》還要剩兩份，小區有人稱“現在沒幾個認識字的了”。
雙休日，索性背手到市區去“檢查”一下文化市場，看看抓文化的頭頭是否都睡著了。聽說歐洲發達國家平均百人就有一個書亭，我兩百二十二萬的城市豈能沒有讀書人？
市中心“新華書店”的牌子還在，證實了我的判斷，只是較印象老了一些。推門進去，傻了——面目皆非，“全是賣音像和化妝品的。”到二樓再瞧，清一色的運動裝及體育用品。還行，三樓三四個接近退休的老面孔尚在，憔悴地堅守着殘存的百餘平售書的地方。其中一老妹有氣無力地對我坦言，書店連年虧損，上邊倒掛不起，他們很早就不經營其他書籍了，眼下主要負責一年兩次的教材發行，如果沒此一塊壟斷，他們早回家了。曾幾何時，新華書店是我心中的聖店，是青年時期知識的源泉。尤其在“全民皆學”的年代，它的社科和文學單元，我是每周必訪的。有些指定或急需的數目，常常要委託書店代訂代郵。那時的書店，求知者你來我往，擦肩接踵，拎的扛的全是書，遠比大超市繁榮。店員們統一着裝，面帶微笑，朝氣蓬勃，手忙腳亂，甚至中午都顧不上吃飯。
別了新華書店，踩着向下的台階，我彎腰進了地下個體圖書市場。書本神聖，就連列寧都說“書是不能夠枕的”，為何轉入“地下”？
潮氣撲面而來，攤床異口同聲“你想要什麼書？”再看攤上的書籍，家家擁擠，東倒西歪，自然、社科、教參教輔魚目混雜，幾乎千人一面。購書人稀稀拉拉，只有少數小學生扯着家長掏錢，也有個別店主依着攤角放出鼾聲的。駐足一家攤床，我與業主聊：“為何不特色經營？比如專賣外文、或文學或人物傳記。”業主苦笑說：“大哥像文化人，現在混着賣都不好使，專賣就更沒戲了。”她抱怨：“人現在多實際呀，抓錢才是更道理，除了學生還有幾個看書的。”聽罷此言，心中好不鬱悶：“國力靠經濟，經濟靠科技，科技靠人才，人才靠教育。不學無術，教育個老狗屁！現人何時變得如此短視！”不過想想北京、瀋陽、大連的書城遠不是這個樣子，希望猶存。
離開地下，乘車來到“北方圖書城”。心想，這書城着實夠規模，四層大樓美超新華當年的風景。出門有掃描，查書靠熒屏，還可加盟辦會員證。但估計該不是國家經營。
店雖氣派，而店內冷清，個別考公務員的青年在尋參考書，也有戴着花鏡的中年人席地抄書的，不曉搞什麼研究。信步來到“兒童專區”，售書女孩兒笑容可掬，將四冊一盒的精裝讀物向我推薦。我拿着樣書翻翻，每冊銅版彩印，約有六毫米薄厚，內容上多是“鵝鵝鵝曲頸向天歌”等淺顯的詩詞。問何價？女孩兒告之：“本店概不講價，每套六百二十八”。我毫無表情。也難怪，聽說上好幼兒園比讀大學還貴，看來啟蒙教育能拍死年輕的父母！
走出書城，我毅然跨進288號福彩站，拿出百元面鈔精選一注複式“雙色球”。我祈望上蒼賜我一雙慧眼吧，賜我大獎千萬，因為我要為求知者開一家理想的書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