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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味不知都跑到哪去了

白雲飄飄範文網 編輯:小景

  還有幾天,春節就要到了。街上的紅燈籠,也掛起來了;晚上,霓虹燈也閃爍起來了;人們臉上,也洋溢着節日的喜悅。零星地也聽到了些許鞭炮聲,各大商鋪也換上了新桃符。與同事們閑聊,都道出了一個共同的感受:年味不知跑到哪裡去了。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國家積貧積弱,百姓生活在半飢餓狀態,小孩盼着過年。過年,意味着有肉吃。俗話說:“叫花子也有年(意思是說:到了除夕,乞丐也要準備一頓好吃的)。”我就是那個年代的苦命兒。打從娘胎里,我就飢腸轆轆,瘦骨嶙峋。出生時,不超過3斤。奶奶捧在手裡,見我伸腿,骨節咂咂地響,心想:“這麼小,能活嗎(奶奶語) 於是給我取小名‘憂憂’(諧音:友友)。”

  友友來到世上,帶着一身“排骨”,根根可數。從我知事起,就盼着過年。因為過年,家裡要殺豬,要打糍粑,還有現在孩子們都不瞧上的,那少得可憐的“松花糖”和“蘭花根”。

  記得那時和奶奶睡,每到年關,天還未放亮,常常被那殺豬聲驚醒。那殺豬般地嚎叫,打破了公溪河谷黎明的寧靜。那垂死掙扎地凄厲聲,聲聲入耳。之後,便聽到豬落氣時地哼哼嘆息。這時,奶奶就會告訴我:這是誰家在殺豬。第二天,一打聽,確實如奶奶所說。那段日子,幾乎是天天上演如此高亢而又短促的“豬高音”。如果自家的豬還未殺,我就會催問奶奶:“什麼時候殺豬?”奶奶會告訴我:“等家裡的糠(餵豬的)吃完了,就殺。”聽母親說:“那時多養一天,豬可多長一斤肉。”有時,奶奶不惜到鄰居家借點肉,為我與弟妹打打饞蟲,殺豬后歸還。現在想起來,那時也怪可憐的。

  殺豬那天,我的母親最辛苦,早早地就起床燒一大鍋水。這時,我也會為母親摟柴、添柴。等水燒開時,師傅差不多也就來了。父親自然是幫助師傅殺豬,扯豬後腿。豬已然上凳,師傅捂住豬嘴,叫得特凄慘。等到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那叫聲可以說是嚎,嚎破了公溪河谷的夜空,泛出了東山之魚肚白,與溪河潺潺的旋律,匯成了一首“屠刀進行曲”。嚎叫聲隨着血流,有節湊地起伏,漸小漸無。接下來給豬洗澡,吹豬剖肚,挺腸卸肉,師傅是一氣呵成。相比腌制豬肉,灌血粑,要單純得多,可那是高強度的體力活。繁瑣地腌制和灌血腸,自然就落到母親和奶奶頭上。而我與弟妹,就整天圍着灶台,吃“油渣”,嘗“血粑”。從這天開始,天天能吃上香甜的豬肉,直到元宵節。那才是人間的美味,孩提時的年味。

  猛一抬頭,就瞧見了八九十年代,聽到了改革開放的號角聲。吃肉不再是過年才有。人們可以走進市場,琳琅滿目的物品,百姓可以隨意挑選,但那時購買力低,還不能天天吃香的,喝辣的。因此,每逢過年,人們還是照常殺豬,照常灌血腸、打糍粑。只不過,年味變醇厚了,由原來單純的香豬肉,增添了魚肉,羊肉,牛肉等味,糖果種類也增添了不少,更讓我嘴饞的是,‘文革’吃不到的豆腐,水果,也混進了年夜飯。到後來,春晚誕生,也過來湊熱鬧,給億萬觀眾,帶來了視覺大餐。

  豆腐,現已是家常菜。在計劃經濟年代,什麼都得憑票供應,我們農村孩子是很難吃到它的。偶爾,奶奶也弄到一塊,那味簡直是人間珍饈。分到家人,就只有一小塊,我會慢慢地品,點點地嘗,能吃上三大碗飯。直到現在,那味還縈繞在我心頭。

  南方的柑橘,北方的蘋果,海南的香蕉,天山的雪蓮果等,稀疏相繼登場。這些過去見都未見,甭說聞了。記得還是在“文革”,我生病住院,第一次見到了橘子。那是奶奶特意花貴价錢買的,一共23個。每天限我吃一個,奶奶一個也沒嘗。只是在我吃時,硬是餵奶奶一瓣,奶奶才肯吃,並說:“等友友長大了,給我買好多好多!”我天真地回答奶奶,做着手勢比劃,“等我長大了,我一定給奶奶買好多好多!”直到奶奶去世前,奶奶還常常說起此事,並滿意地說:“友友,你小時候答應奶奶的事,你都做到了。”想起這些事,常常讓我潸然淚下。

  84年春晚,悄無聲息地搬上了熒屏,但很遺憾,我家沒有電視。因為我那時正值讀高中、大學,家裡窮,買不起電視。直到90年,我結婚時,家裡才有了第一台電視機,而且是寨子里第一台彩電(20寸的廈華彩電)。從那以後,每逢除夕,我與家人又多了一道視覺大餐---春晚。

  跨入新世紀,高樓如雨後般的春筍,高速如蜘蛛網狀,動車如離弦之箭。肉香的年味,已然過去二十餘年。人們不再為吃肉發愁,天天都聞着肉香味。想吃啥,四季皆有。過去春節才能有的,現在天天在享受。久聞年味,故不覺其味美。真所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

  別了,我肉香的年味!

  美哉!我泱泱大國,日日有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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