勵志文章閱讀：我是北大窮學生
我們無法選擇我們的出身。富有固然不值得沾沾自喜，貧窮也不應該自怨自艾。直面現實處境，勇於拼搏奮鬥，通過堅持不懈的努力，改變命運的軌跡，把貧窮作為成長的一筆財富，這樣，你就會翱翔於自由的天空，尋找到屬於自己的春天。因為，不只有你從貧窮中長大。
馬超
我常常回憶起我初入北大的情景。
1999年高考，我考了縣裡的文科狀元，被北大中文系錄取，我成為了高中母校建校60年來第一位被北大錄取的學生。1999年9月4日的早晨，日如薄紗，我和我的父親在北京站下了火車，順着人群走出車站。父子倆坐着綠皮火車，擠了16個小時，從一片天大地大的皖北平原，來到了這高樓大廈之中，疲憊到了極點，同時又對自己格格不入的裝束感到很不安。我記得很清楚，那天我上身穿着一件長袖的白色襯衣，上面沾滿了灰塵，領口黑黑的一層；下面是一件褐色起毛的休閑褲，有些短，把人吊著；腳上是一雙劣質的黃皮鞋。最讓我放不下心的倒不是穿着如何，我所擔心的是手中拎着的那個塑料行李箱子，那是我臨出發前在集市上花45元買的，因質量不好，在離家不到10里路的距離，就完全裂開，我父親不知從哪裡弄來幾段零碎的繩子把它緊緊捆住，裡面的衣服從裂開的縫隙中拚命往外擠，我擔心的就是它隨時都有炸開的可能。
來北京上學，是我第一次坐火車，按理，第一次坐火車對那個年齡的人來說，是有些興奮的，但實際情況卻讓我一點兒也興奮不起來。在合肥上火車之後，我拿着自己的火車票，在擁擠的人群里找到我的座位，發現座位上坐着一個孕婦。如何要回自己的座位，是我開始第一次真正處理一個問題。我怯生生地告訴那個孕婦那個座位是我的。那孕婦卻一句話也不說，像個小說家深沉地望了我一番之後，開始像一個旅行家望着窗外。面對着啞然的局面，我不知如何處理。
我想告訴她我是北大的學生，我想告訴她，這是我第一次出門遠行，可我最終沒有說出口。在那片擁擠的空間中，我覺得那麼不合時宜，最後我離開了，擠到了另外一個車廂里去。
就那樣盲目地在人群里站着，16個小時的時間裡，我連口水都沒喝上。父親比我更慘，他和一個同去的親戚被擠到餐車裡，花錢買了個茶座，因為隨時可能要換地方，他不得不扛着那個裂開的箱子在人群里擠來擠去。16個小時我幾乎沒有說話。我在聽着旁邊的人說話，我不知怎麼插嘴，甚至說，我根本沒有想到去插嘴。我就那樣沉默着。這第一次火車旅行讓我到現在為止都害怕坐火車，就像小時候吃膩的食品，一遇到適宜的場景，便排山倒海一樣從胃裡湧出來。
那時北大的文科生一年級的時候是要到昌平校區的，校車拉着我們父子直接開到了昌平西郊偏僻的園區。經濟上不允許父親在學校逗留很長時間，父親必須要當天趕回去。一下車，父子兩人就趕緊忙着報到，買被褥，買生活用品。買完東西，父親留下了回去的車費，耙剩下的錢全給了我，有300多塊錢。中午，父子倆在食堂吃了頓飯，覺得飯菜很貴，也沒捨得要什麼菜，那算是我父親來北京吃的第一頓飯了。下午，父親要乘車去火車站。我們父子倆站在園區的那片槐樹林里等校車。等車的時候，父親說你不要不捨得花錢，該買的東西買，該添置的添置，又說了一陣諸如照顧自己，不是在家裡，不要想家之類的話。接着我和父親便陷入沉默。沉默了一段時間后，父親慢慢地轉過身去，望着那長滿野草的球場，和球場遠處的樹林。我看見他抬起手去擦自己的眼睛，過了半天，等他轉過頭來再看我，我發現他眼睛里依然殘存着晶瑩的淚滴。一陣悲傷的情緒從我心中不可抑制地湧出，說來好笑，那時我差點說出一句話：“爸，我想跟你一起回去。”
幾年後，我在《魯豫有約》節目錄製現場，重新回憶到這個父子分別的場景，還是忍不住辛酸落淚。我知道當時我父親為何落淚，在所有的學生里我顯得那麼弱小，穿得不像樣，買的東西也都是最簡單的。他走後，擺在我面前的是一個茫茫未知的大學生活，而所有的生活費只是那微不足道的300多元。
後來我堂兄寫信給我，說我父親是第二天下午趕到家的，那天正好是我堂兄考上安徽農業大學擺酒請客的日子，包了一場露天電影，放映員反覆提到我們兄弟二人的名字。我父親風塵僕僕地趕到酒桌上，眾人端起酒杯，等我父親說話。堂兄說，所有的人都用期盼的眼神看着我父親，他們都在等着我父親講講偉大首都北京，講講萬里之外風光的我。我父親還未開口，已經眼淚婆娑。他喝了杯酒，說了一句：“我們家的孩子在那裡是最窮的一個，讓他在那裡受罪了。”之後，泣不成聲。
父親走後的一個多月，我是靠着那300多塊錢過活的。
吃的很簡單，晚上的夜宵是晚飯時從食堂買的一個饅頭，簡單但過得有滋有味，我像其他同學一樣享受着自己的大學。每天早晨早早起來到操場上讀英語，上午下午上課，晚上看看雜書，有時也和別人打打乒乓球。沒有課的下午，我和球友們一起去踢球，踢得滿身大汗，我還記得“新生杯”上的第一個球是我踢進去的，我興奮得滿場狂奔。為何能這麼高興，這麼快樂，說句實話，我思想上沒有多麼深刻，不像有些人說的那樣，看淡苦難，看淡貧窮，然後超越，風雨過後是彩虹之類的，我只是習慣了。我幸福地過着自己的大學生活，不是逃避，不去讓人對自己的生活有憐惜之感，或者說我對於這些富與貧，樂與苦根本一無所知，無知者無畏，身上只有300多塊錢，買書，買生活用品，吃飯，洗澡，穿衣，諸如種種花銷，對此我倒沒有什麼過於拘束之感，少一分如何，多一分又如何？有些時候，井底之蛙也是幸福的。
不久，母親寫來一封信，錯別字連篇，後來我還拿此封信，對我母親說，真看不出，你還上過高中。母親笑着說，那麼多年了，能記得這麼多字，已經不錯了。母親在那封信里說，她想跟着建築隊出去，給人家做飯，一個月有五六百塊。那封信讓我十分難受和不安，我趕緊寫信給母親，說你要真去了，我就不上這學了。母親身體不好，怎麼可能做這種粗活呢？隨後，我坐車來到北大的本部燕園，在家教公司找了一份家教，每周六教3個小時，共100塊錢。這意味着我每月有400元的收入，我趕緊寫信給家裡人說我找到了兼職，生活不太緊張了。這份家教是我大學里的第一份兼職，我付出了很多。每周六一大早就要坐校車往燕園趕，再從燕園坐車去西直門，走一段路，到學生家上課，中午到，在附近吃點飯，上一下午的課。趕回校區的校車沒有了，只能從西直門，坐27路，倒345路，坐345路到昌平，再坐小公共汽車到南口。從南口到校區是一段林蔭路，我從小公共汽車上下來之後，天基本上黑透了，我要摸黑走四里路，兩邊全是果園莊稼地，路上只有我一個人。每次看到校區門口的紅燈籠，我眼都有點模糊，那種疲憊后的熟悉讓我感到一陣陣強烈的溫暖。我現在還記得自己第一次拿到100塊錢的補課費，是多麼的高興。在西直門複雜的立交橋上，我找不到北，一半是因為實在複雜，找不到27路車站，一半是興奮得只顧着走了。
回到燕園后，我有了自己第一份不錯的工作，幫一家文化公司寫暢銷書。最悲慘的趕稿，是一周之內我們3個人需要寫18萬字。我那一星期，除了上課，所有的時間都利用在寫稿子上。那時不像現在，有電腦，一切都是手寫，稿紙一沓一沓地寫完，再一沓一沓地買。白天寫不完，晚上搬個板凳在樓道里寫，6天的時間，我寫了8萬字，拿到了一筆1800塊的預付金。這筆“巨款”讓我興奮異常，那時手已酸痛得幾乎拿不起筷子。慢慢地我對這種坐在屋裡不出去就可以忙活的兼職情有獨鍾。譬如幾個同學幫人家寫初中生閱讀的稿子，時間太緊，忙不過來，找我幫忙，我一夜寫了12篇，篇篇通過。
從那以後，我退掉家教，開始給自己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用在看書上，用在學習上，用在享受我的北大生活上。我對於很多課程有濃厚的興趣，上一門“東方文明史”的課，對楔形文字的起源感興趣，北大圖書館查不到，我跑到國家圖書館去查。後來寫一篇論文，交給老師，老師評價很高。上白巍老師的“中國美術史”，我特意跑到故宮去看畫展，跑到軍事博物館里看中國油畫展，查資料，寫論文。是的，我像北大其他學生一樣，在學習，在努力，在收穫，只是我的方式跟別人的方式不太一樣。我開始學着寫一些自己想寫的東西，大二時我的第一篇小說發表。我努力學習，每次期末考試前一個月都不怎麼睡，背誦，查資料，困了，咖啡粉直接倒在嘴裡。早晨考試，買帶冰的礦泉水讓自己清醒。我拿過獎學金，評過標兵，體育也得了獎，也獲得了北大優秀共產黨員的稱號，我知道我的努力沒有白費。
從大二下學期，我不再向家裡要錢；大三下學期，我開始幫姐姐支付一部分的生活費和學費。在北大讀研究生時，我開始寫劇本。妹妹去上大學，上的是第三批錄取的本科，家裡打電話來說學費很高。我說沒事，讓她去吧，有我呢！暑假我送妹妹去上學，前後給她交了1.7萬元，給她留-F3000塊錢生活費，我說當年我是300塊開始我的北大生活的，你比我幸福多了。我從長春回來的路上，妹妹給我發來短信，她說：“哥哥，謝謝你，為我做了這麼多，我會努力的。”我給她回短信說：“哥這麼做，是因為有條件才這麼做的，我只想讓你好好享受你的大學，就像當年我在北大讀本科時那樣。”
是的，這就是我的北大生活：它讓我感激，讓我留戀。這裡不會因為貧窮而讓你止步不前。我的兩位好朋友，家境很好，現在一個去美國讀書，一個去新華社工作，再聚一起，依然笑聲不斷。我們沒有隔閡，我們談論的是快樂和幸福。誰也不會因為你困苦對你照顧有加，一切需要你自己去實踐，一路走來，你會發現你所走的那些路，看上去那麼平坦，可每走一步，其實卻是那麼艱難。這裡是北京，這裡是北大，這裡有無數的年輕人，這裡有無數的腳步。他們來來往往，有過陌生和熟悉，有過淚水和笑臉，有過朋友和敵人，有過醜陋和美麗。但當你真的把其中一個腳印放到鏡頭前，放大，放成8寸，放成12寸，放成畢業像一樣大的20寸，你從中發現的是基於你自己身上的一種堅韌和力量，更重要的是，從那個腳印里我們欣然發現了自己那些悄悄遺忘的微笑和幸福。
（節選自《中華散文》，有改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