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滑之人，八面玲瓏，左右逢源，常有良好的口碑。文學中的代表，該是薛寶釵。一個正往上爬之人，最需圓滑。但當他登臨山頂后，再圓滑，就難以作為了。試想，如果薛寶釵，取代了王熙鳳，執掌賈府，還能如此圓滑？在權利利益的分配上，總是幾家歡喜幾家愁，不要說沒有絕對之公平，即使有絕對之公平，還有主管之評價。有幾人甘居人後？又有幾人有自知之明？我們好評論他人是非曲直，而對自己，常常迷糊，不知自己有幾斤幾兩。一心追求功名的大詩人李白，他並不知曉，自己不適合走仕途。我們坦然竊喜於少付出，卻憤恚怒睜於少得益。摸着石頭過河的前總理，大刀闊斧搞改革，有拍手稱譽的，也有恨之切切的。圓滑之人，往往以遷就為基石，對你的遷就，就是對他人的損害，損害了不該損害之他人的利益，又如何圓滑？
圓滑，適合對待普通之人，因為普通人，接觸不多，偶爾幾次接觸，讓人心情舒暢，自然對你有較高的評價。而對熟悉的，或者說是對親朋好友，只能讓人心照不宣。人心之中，需要真情，渴望真情。愛情有排他性，友情，親情，抑或是人間之真情，也具有排他性，人人希望，自己是別人的知心朋友；人人也希望，自己是最受歡迎的人物。情感的這種排他性，較之於愛情，只是一百步與五十步的差異。圓滑之人，常常高估了自己，而低估了別人的智慧，他陶醉於玩眾人於鼓掌之間。殊不知，別人不是傻子，人人心中有桿秤。你的圓滑，恰似舞台上的小丑，人心如鏡明，何必來揭穿？這是你的人生準則，誰能改變？既然無法改變，就只有一笑了之，伸手不打笑臉人，別管你有幾多真情，我陪着你打哈哈就是了。
守真之人，直率坦誠，以“真”為人生的準則。真，讓他無暇措辭；真，讓他無心逢迎。他不懂水之柔和圓滑隨形賦形卻能越過一切障礙從而達到目的之道理，他總是朝着既定之目標，筆直前行，即使碰到石頭，也不迂迴，寧可頭破血流。所以，守真之人，常常得罪於人，不僅仕途無望，還讓自己傷痕纍纍。蘇軾，無論他的文學才氣，還是他的經世濟國之才能，堪稱“國手”，然他是一貶再貶，終生不得志，只緣於他的守真。他不願違背自己的良心，不願違背自己的人生準則，為了他心中的“真”，寧願像屈原那樣“魂斷汨羅江”。“古人誰不死，何必較考折。名聲實無窮，富貴也暫熱。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節。”蘇軾自覺行使自己的社會使命，“使某不言，誰當言者”，為了他心中的真理，他甘於赴湯蹈火。
守真之人，因為其“真”，最終依然能獲得他人的理解，甚至於尊重。屈原，因為守真，流芳百世，獲得了後人的敬仰；蘇軾，因為守真，讓他的政敵王安石，在他危在旦夕之時，為他求情；紀曉嵐，因為守真，讓乾隆爺對他的懲罰，只限於捉弄。生活之中，我們對那些刀子嘴豆腐心的人，最終給予理解並尊重。真，是那朵玫瑰花，雖然有刺，讓人受傷，但她的芬芳美麗，依然讓人無法割捨。黛玉，雖刻薄，但她的一腔真情，讓寶玉拋棄一切，而圓滑的寶釵，除了頭頂上的寶二奶奶身份，剩下的，也只有凄涼。
圓滑，抑或守真，乃一念之間。守真之人，一片真誠，一份責任，心中涌動着對他人的愛；圓滑之人，事不關己高掛起，少了愛，卻多了幾分潛藏心底的冷漠。圓滑，守真，似水火不容，而聰明之人，卻該圓滑時則圓滑，該守真時就守真，然後鑄就他輝煌的人生。《亮劍》中的李雲龍，他霸道，他匪氣，然而他“真”得可愛，可當他笑着喊着“楚雲兄”卻不肯歸還補給時的圓滑，也是那麼的可愛。一代總理周恩來，將守真與圓滑完美地結合起來，即使在文革期間，保護了自己，也保護了同志，堪稱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