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學時，讀吳晗先生所著《朱元璋傳》，有一段文字引起我的注意，今查閱原文，摘錄如下：
又設置老人擊鼓勸農，每村置鼓一面，凡遇農種時月，五更擂鼓，眾人聞鼓下田，該管老人點閘(名)。若有懶惰不下田的，許老人責決，務要嚴切督並，見丁著業(每人都得幹活)，毋容惰夫游食。若是老人不肯勸督，農民窮窘，為非犯法到官，本鄉老人有罪。平時老人每月六次手持木鐸，遊行宣講勸農務本的道理。朱元璋還頒發教民榜文說：
今天下太平，百姓除糧差之外，別無差遣。各宜用心生理，以足衣食，如法栽種桑、麻、棗、柿、棉花，每歲養蠶，所得絲綿，可供衣服，棗、柿豐年可以賣鈔，儉年可當糧食。里老嘗督，違者治罪。
這裡提到兩件事，一是“里老勸農”，二是明太祖頒教民榜文。吳晗先生剪裁得法，上述文字我初讀的時候就有些感動，20多年過去了，依然印象深刻。
曹操也曾屬文勸農。建安元年(196年)，曹操頒布《置屯田令》：“夫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曹操選派合適的官員主持屯田，制度上也籌劃得宜，效果可以說是立竿見影——當年就取得了大豐收。據裴松之注引《魏書》載：“是歲，乃募民屯田許下，得谷百萬斛。”有人換算了一下，“百萬斛”摺合1.5億斤。
我很欣賞曹操的《置屯田令》，風格鮮明，堪稱勸農文學之翹楚。篇制雖短，內容卻豐富，馳騁秦漢，信息量很大，遣詞造句也講究。通讀全文，給人一種峭拔矯健、遊刃有餘的感覺。意思斬截，文字上卻追求規範，氣勢勁健，表達上又揮灑自如。把這則令文跟歷代的《勸農詔書》放在一起看，以雅潔曉暢論，明顯是鶴立雞群。有學者把曹操的散文風格總結為清峻，魯迅先生曾讚譽曹操為“改造文章的祖師”，由《置屯田令》可一窺曹操的文風。文中“急農”二字用得甚好，強調了農業在國計民生中的重要地位。這兩個字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勸導、教化、督促百姓從事農業生產的做法，在中國由來已久。勸農官員的設置，秦漢時期就有。嗣後，迭經損益，尤以北宋所行勸農使制度為得力。
有文獻表明，北宋時期一些著名的歷史人物都曾擔任勸農使。比如，范仲淹“知邠州軍州事及管內勸農使兼陝西四路沿邊安撫使”，歐陽修“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文彥博“判河南府事西京留守司公事兼畿內勸農使”，蘇軾“知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
范仲淹屢有重農之舉。慶曆三年(1043年)，范仲淹上《答手詔條陳十事》，第六條就是“厚農桑”。慶曆年間，朝廷討論是否放開茶鹽禁令並減輕商人的賦稅，范仲淹表示反對。他說，現在國家正急着用錢，如果不向鹽池、茶山和商販收稅，就必然要從農民那裡獲得，“與其害農，孰若取之於商賈 ”這項議案於是被否決。這件事見於《夢溪筆談-官政二》。
北宋勸耕重農的成效是空前的。北宋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經濟、文化最繁榮的時期。有材料說，北宋時期的國民生產總值佔世界經濟總量的60%，是中國國民生產總值佔據世界比重的最高峰，鼎盛時期東京(開封)的人口高達150萬，是當時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這些都與農業經濟的高度發達是分不開的。
湖南省郴州市西南有一處摩崖石刻，篆額曰：“坦山岩勸農記”。碑文中有“建炎天子即位之十九年”及“左朝奉郎權知郴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事提點坑冶事務借紫金魚袋趙不退”等句，說明南宋時期勸農使還是有的。
金承宋制，置勸農使如故。1991年，黑龍江省海林市出土一枚古代官印，印文為篆書“北京勸農使印”，印背左面刻有楷書“天泰二年六月”款。“天泰”是金朝末年(1215年)，金國遼東統帥蒲鮮萬奴叛金自立后所設的年號。這枚官印為金朝時期勸農使制度的研究提供了實物資料。
元朝分設勸農司、司農司，主管全國農業。按《元史-食貨一》記載：“(中統)二年(1261年)，立勸農司，以陳邃、崔斌等八人為使。至元七年(1270年)， 立司農司， 以左丞張文謙為卿。司農司之設，專掌農桑水利。”
這讓我不禁生出一些感慨，想不到北方漁獵、游牧民族的統治者也如此重視農業。當然，評價勸農使制度宜深入分析，不能以制度存廢論高下，那屬於刻舟求劍。
明朝建立后不再設置勸農使，可勸農精神和勸農事業被很好地繼承了下來，明太祖挂帥，各級官員直至里老都在做勸農工作。因此，明初的農業生產恢複發展得很快。據統計，洪武元年全國耕地面積(登記在冊的)約180萬頃，至洪武二十六年為850萬頃，增長近4倍，增速驚人。
反觀金、元，雖設有勸農使，但成效乏善可陳。事實上，由於土地兼并造成大批農民破產，各地農民起義風起雲湧，最終導致元朝覆亡。金、元統治階級死死抓住勸農使不放，大概是因為被宋朝高度發達的農業經濟所震撼，並把其原因歸結為實行勸農使制度的緣故。而其效果不彰，說明僅靠組建一套班子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要做具體細緻的工作。
農業生產不僅關乎衣食，還影響人們的價值取向。
陶淵明有《勸農》詩六首傳世。這些詩四言為體，古樸莊重。“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就是宣講重農務本的道理。“舜既躬耕，禹亦稼穡”，是通過歌頌聖賢，稱揚躬耕力田的美德。
蘇東坡謫居儋州，有感於當地農事不修、民生艱苦，乃效仿陶淵明作詩勸勵。同一時期，蘇轍被貶到雷州，遇到相同的情況——“予居海康，農亦甚惰”，讀了兄長寄來的詩，亦次韻以酬。
《勸農六首》雖為蘇氏昆仲所激賞，可算不上有太大的影響。陶淵明在勸農方面所作的貢獻，更多的是從精神的層面對人們看待農事的態度進行啟迪與引導。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陶淵明對農事是熟悉的，也是熱愛的。“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歡會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在他眼裡，春種秋收的田園生活充滿了樂趣。“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己忘言。”陶淵明認為，人在田野里勞作、休息，就如同鳥兒在天空中自由地飛翔。他把親近農桑的生活方式視為人生理想、精神追求。
陶淵明“親近農桑”的理念，對中國人的精神生活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我以為，陶淵明的詩才是最好的勸農讀本。陶詩鮮有什麼大道理，也不講農業技術，可是拉近了讀者與農業生產的心理距離。辛棄疾詞云：“須信採菊東籬，高情千載，只有陶彭澤。”陶淵明所倡導的精神理念，不僅影響了後代詩人，也哺育了我們這個民族。
勸農文化的本質，就是提醒人們必須時時保持與農業生產的血脈聯繫。從政治角度看，重農務本是中國人的治國之道;從道德角度看，躬耕力田是中國人的傳統美德;從精神角度看，親近農桑是中國人的生活樂趣。勸農文化的成果，就是在中國人的思想觀念中樹立了“重農事樂種作”的精神理念。這種理念不僅是中國傳統文化與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塑造了中國人堅定、平和的精神氣質。
目下，農村青壯年大都出門打工去了，在家種地的多是老弱婦孺。年輕人與農事隔膜了，對土地的感情淡薄了，體驗耕作、親近農桑的文化傳統被擱置了，這種狀況令人擔憂。
在當前社會環境下，如何繼承弘揚勸耕急農的文化傳統，是個需要認真思考的課題。
作者：王建功 新聞來源：許昌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