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七月中旬在B縣某建築工地干小工，當時和工頭講好了的：工錢六十元一天，一月一結。這真到了月底開支，管事的沒個影。問和他沾親帶故的二把手，說是忙，外地出差去了。
先是等了一段，後來大傢伙奈不住了，要罷工。工友裡面有個小子是本地的，說哪一天哪個點在哪個大酒店看見老闆了，和幾個西裝革履的人談笑風聲。於是，大家遁着這條線索找人，還真就找到了，在包廂摟着二個濃妝艷抹的小姐拿着手麥嚎呢。見到自己手下一幫人，凶起一張臉像要吃人的老虎，指着眾人鼻子罵：誰讓你們來的？還想不想幹了？給我滾蛋都！
這句話一下子把大家的心火點着了。幾個脾氣暴的哥們袖子捋起老高，揪着他的衣領不管不顧地拳頭就要往他身上招呼。這時，我們中的老江湖提了個醒，勸：打人不對，我們是來解決問題的，不是打架的。
經這一弄，老闆軟了。笑咪咪地前後判若兩人，一臉坦誠地倒肚子里的苦水：我是四包，施工方。工程款在承包商手裡捏着，他們不給，我拿什麼給你們結帳？
結果，大家一分錢沒要着。回來生悶氣，不平：這累死累活的血汗錢，就這樣不明不白地打了水漂了？
辦法是想出來的，大家合計出個法子：找政府。從三十二個人中推選出三名代表：張三，李四，我。由我們仨找相關單位交涉。
帶着同志們的期望，我們在這塊陌生的土地上沒頭腦地亂轉，車來人往燈紅酒綠的迷了方向。終於一個小時二十分鐘后，看見了市政府的大牌子。好像沒娘的孩子找着了媽，一下子有了主心骨。
進到裡面，發現好大。大得不知道主事的地兒在哪。就去問信訪局的大爺，老頭可能是啞巴，不說一句話，表情冰冷地伸出一個指頭指指樓上。我們千恩萬謝地去了二樓，在一個寫着社會保障勞動局的牌子前停下。敲開門，裡面四張桌子前坐着四個人，正埋頭寫着什麼，沙沙地響。見無人理睬，我又在開了的門上敲了幾下，小心翼翼陪着笑臉說：“請問，農民工維權糾紛是這管么？”我記得我聲音不小，但是似乎沒人聽見，都沒有反應。問到第三遍，靠門左側那個公務員抬頭口齒不清地說了一句："在五樓。"說完，用後腦勺告別我們。
五樓是很多大人物辦公的地方，縣長辦公室，局長辦公室都在這裡。而且，保安措施很嚴。有二個高高大大的武警一左一右站在樓梯口，還有槍。
早就聽人說，有事找警察。免不了上前詢問，被武警同志一臉嚴肅地告知：左邊走廊第二個房間。到了第二個房間，大開的柵欄門內一個帶着金絲半框眼鏡的斯文男人正和一位穿着職業套裝的女性聊得起勁。轉頭看見我們，笑容不見了。男的問：“有事嗎？”一副公事公辦的正經模樣。我們逮着這個機會，忙把原由經過述一遍。結果只是開了個頭，男人搖手打斷了我們的陳述，理由是：“這事不歸我這管。”然後自顧自地走開。我聽糊塗了，納悶：沒錯呀，說是這的。
說起來都覺着窩囊，這樓上樓下的來回跑，就是找不到辦事的地方，都推別人，都說不是。臨走倒遭了環衛女工一通白眼。突然醒悟過來：就咱這一身老土，到哪人不嫌啊！要靠他們，做夢吧。
歡歡喜喜地去，垂頭喪氣地回。本來就倒了霉運，但這霉倒得還不夠。中午胡亂扒了二碗乾飯，這胃竟鬧騰起來。先是窩在被裡捂，後來捂不下去了，太痛。哥們李四見了，挺上火：小楊子，要死啊你，臉都成蠟色了，還不去醫院？
醫院裡，內科主任醫師粗粗看我一眼，問病史：哪裡不舒服？我捂在胸口的手一直沒放，口內哼道：胃疼，您給好好瞧瞧。大夫填了兩三張化驗單：去做個CT和胃鏡吧，可能是胃出血。我知道自己的家底薄，又沒處報銷，建議醫生：不用做CT了吧？以前我也犯過，吃兩片瑪叮嚀就不疼了。您看能不能給我開點葯？大夫面帶不悅，僅有的一點耐性也沒了：到底你是醫生還是我是醫生？不查明病因，這葯是隨便吃的么？吃出了問題，算你的責任還是我的責任？末了，叫：“下一個。”
按着大夫的醫囑，又去輸液室打了兩瓶營養液。扎針的是個小姑娘，見習護士。喊老半天才來，扎吧還扎不好，似乎這還是我的責任，怨言不小：叫你別亂動，一點都不配合。
捱到拔針，也是三催四請的。隔着一面玻璃牆，見她打着手機嘻嘻哈哈的。一到我這，仇人似的，冰氣襲人。明明我馬上打完了，一熟人的一嗓子，就跑她那去了。
懷着不忿，起身離去。冷不防聽見扎針小護士和別人原來在嚼我的舌頭：你不知道那個民工，有多臟多討厭。胳膊上的腌臟有三寸厚，害我拿香皂洗了三遍，現在都有臭味呢。
這簡直是污辱！我豁出去了，準備起腳破門進去和無口德的她辯一辯是非。卻被個抱着女嬰的少婦先了，見她一頭大汗，嘴裡連喚：護士，護士！我自覺閃開一條道，看她進去，護士們接着忙活上了。我那一腔火焰也拋到瓜窪國去了，這腳再也邁不進去，嘆口氣：走吧，在這幹啥？
自個想想，其實她說得也並非全無道理。農民工在城市裡的地位低，這是事實。人和人的關係在疏遠，這也是事實。
坐在回家的13路公交車上，眺望倒退的風景。七月的太陽高掛天空，溫暖了我的皮膚，卻驅不走我心裡冬天般的嚴寒。
七月的城市裡，蔓延着一種瘟疫叫冷漠。它在空氣中傳播且沒有抵抗，直到佔領城市裡的每塊角落，每個人都不能倖免。
有一種瘟疫叫冷漠 標籤：只有一個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