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絕對是個嚴父，嚴得我常常不敢吭聲，聽了罵聲只有暗自落淚……那一年，我17歲，我長大了，感覺自己已經很有力氣了。家裡修房子，父親派我一起上山扛一根作房梁的樹，父親一人背不動，叫我在後面扛小頭。我知道，父親天天忙村裡，忙家裡，忙得精疲力竭，今天扛樹我要多出點力。扛着走在後面的我，肩膀就一寸一寸沿着樹身往前移，扛到家裡的時候，我的肩膀幾乎已經移到了樹的中間。當父親喊“一、二、三”將樹放下，回頭髮現我實施的“小動作”，頓時鐵青了臉，一步串到我面前，手指頭戳着我的鼻子，聲嘶力竭：“你不要活了？！你不要做人了？這麼點年紀，壓這麼重？”我有口難辨，暗自抹淚。直至吃晚飯，父親還餘氣未消，像是自言自語，又像是在跟母親複述：“……扛着，扛着，我總覺得不對，為什麼越扛越輕？越扛越輕？這孩子正長骨架，真不要活了，真不懂事……”
父親一直在村裡當村官，從農會長、村長一直當到村支書，都當了一輩子，他以身作則，默默為村民做事，沒有半點私心。直到65歲那年，父親才在村官的職位上退下來……
記得有一次，父親給村裡安裝自來水管，不小心弄破了腳趾，發了炎，傷處紅腫，一連數天精神不振，走路不穩，又不肯休息。我急了，吃罷中飯，趁他在躺椅上睡着時，去村醫療室請來醫生，給他吊一瓶鹽水葡萄糖補補身體（在鄉下，誰都以為葡萄糖是補品，養人）。當父親一覺醒來，發現醫生給他吊瓶，也不問青紅皂白，隨手拔去針頭：“擦破點皮，也用得着掛葡萄糖？”邊說邊晃出門去……晚來，見葡萄糖瓶里還剩下小半，將它倒在一隻碗里，端到我床前，硬是叫我喝下去，說喝葡萄糖長身體。
20歲，我開始出外闖蕩，因為夜裡太過清閑，又經不住朋友的勸說和慫恿，不小心便會坐上牌桌，去參與賭博。那晚，手氣不好，短短几個鐘頭，很快輸掉一萬多。哪知道，過不幾天我輸錢的事被父親知道了，來信說父親生病，將我召回。回到家，果見父親躺在床上，飯也不吃，水也不喝。母親把父親“生病”的前因後果告訴了我，說都是因我賭博輸錢的事給氣的。母親說：“你爹說了，我家祖祖輩輩都是規規矩矩做做吃吃的，賭博習氣從不沾邊。你爹說，他教村民有效，教子卻無方。你爹說你翅膀硬了，規矩也不要了，要存心氣死爹！爹在村子里沒臉見人了。”聽了母親一番話，我羞愧難當，剎時落下悔恨的眼淚，輕輕走到父親床前，悄悄地跪下，低聲向他認錯：“爹，我錯了。今後，不該做什麼，該做什麼，我知道了！”
後來，我在外搞建築，母親來電，說父親的頸椎不好，晚上睡在床上，兩臂發脹發麻。我打聽到市面上有一種灌中藥的枕頭出售，只要枕着它，就能治癒頸病，既方便又管用。回家前，我花1000元買來一個。回到家，也沒直接告訴父親，便將原來的枕頭換下。誰知，第二天清晨我又橫遭父親一頓訓斥：“這樣猛的葯氣，還叫人睡得着覺嗎？那東西花多少錢買的？”我如實說：“1000。”“有了錢，就這麼花嗎？”把我買的一個高級葯枕竟推給了頸椎好的母親。我知道父親的脾氣大，每次給他買補品，只能偷偷地教母親將其燉在雞里鴨里，或是泡在酒里。
幾年前，我在上海置了新居安了家。每當我把父親從老家接進寬敞的別墅，他老是沒住幾天，就吵着要回老家。我只能順隨父親的意思，駕車送他回去，一點不敢強留。為了確保父親身體的健康，我每年總會安排時間，接父親去上海大醫院全面體檢一次，請專家醫生給父親確診身體哪個部位哪個器官有什麼問題，然後，對症下藥，進行治療。將他身上的病治癒了，再選定一家環境和醫療條件優越的醫院，進行休養療理或進補調理；每年春上，不管我手邊多忙，總要陪他外出旅遊一次，事先徵求父親的意見，或北京、或台灣、或國外，讓父親去他喜歡和願意去的地方，去散心，去兜風。時刻陪伴左右，儘力讓父親玩得好，吃得好，保持父親快樂舒暢的心情……我發現，只要父親與我在一起的時候，往往神情嚴肅，話語不多，去徵求他的意見，只說“好，不好！”或者“去，不去！”用語簡約。可是一回到村裡，車門跨出，左鄰右舍一圍上來，他的嘴就咧開了，忙着發煙分糖，話也多了：“給，給，美國煙、台灣糖，都嘗嘗，嘗嘗，是該去外邊走走，玩玩啊！”鄰舍們高興地接糖受煙：“你是養了個孝順兒子，好福氣嗬！”言辭里充滿着誇讚和羨慕。
夜深人靜，每每憶及年近90依然精神矍鑠的父親，心裡總是甜甜的、暖暖的，只覺得自己渾身沐浴在濃濃的父愛之中――父愛如雨，為子女洗濯心靈；父愛如傘，為子女遮風擋雨；父愛如路，為子女成長鋪設――我父親面如靜水，胸有深流，對我的愛都深深地藏在他的心底，是那麼的含蓄。誰說，我的父親又不是一個絕對仁厚的慈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