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時的縣統計局，袁再國和我算是“兩枝齊秀”，但他的“運氣”沒有我好。
??1982年，省供銷學校畢業的袁再國，與我同時分到統計局。我住招待所時，他在家裡擠着。1984年下半年，我分得一間住房；他也在那裡爭取到一間10來平方的住房。晚上加班或有客來，我就在他那裡擠擠。
??我們倆常常一起看電影，一起做函授習題，一起下鄉收報表，一起編統計資料，甚至一起談論個人問題。彼此間沒有多少秘密可言，連寫情書都要徵求一下對方的意見。一個星期六上午，別人轉來一位姑娘的口信，約他第二天上午８時在城郊首次見面，而他又必須於當天下午乘班車到遵義轉乘火車去貴陽開統計年報會。匆匆忙忙寫封信，托我轉交致歉。第二天清晨，我騎自行車到指定地點，來回尋找，四處觀望，那些人怎麼看也不象他所描述的赴約之人，到10時，我遺憾地返回。後來才知道，人家根本就沒去。又一次，他喊我去還他在一位姑娘處借的書，書中夾一信箋，信箋上不溫不火地寫些“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話，我喜滋滋地給他送了去。事後越想越不對勁，這封沒有署名的信，是算我寫的呢還是算他寫的？後來──我們誰都沒有收到回信。
??1984年秋，袁再國和我陪省農調隊的人到石板鄉調查糧食產量。去車站，當天的班車已走，他說角口有他一位同學，步行到那裡吃午飯沒問題。到那裡一問，他那位同學進城辦事去了。我們只好沿着清溪纏繞的小路，邊走邊歇，到後來餓得除了想吃飯還是想吃飯。眼看要到了，還要爬半個坡。35公里路走了10個小時，我們直呼“上了袁同志的當”。第三天，依他所說一早趕到角口，儘管露水浸濕了半身，還是攔班車坐往與縣城相反方向的高山區公所所在地，以便返回縣城不再步行。誰知返回時，車在離開角口約３公里的山溝壞了，前不巴村后不着店。到下午３時還未修好，餓得我們去地里偷紅苕，袁再國喊：“味道美極啦！”
??1983年，袁再國認認真真參加中央電視台統計專業電視講座，每年1科，兩年後上面卻說不算學歷。他又去參加自學考試，學到中途，地區分來１個西安統計學院成人高考名額，他抓閹報名考入了該院。一去兩年，也就錯過了分管統計的常務副縣長張玉早了解他的機遇。1990年初，張玉早任代理縣長，我被舉薦任了副局長，剛回單位不久的袁再國，只有“服從領導”了。其實，論口才，論協調能力，他都勝我一籌。
??袁再國知道，在統計局已難有“出頭”之日，但笑謔仍似從前。工作之餘，增加了一個愛好：寫作。九十年代初的經濟環境，使他寫了許多“上台階”的文章，有人看后眉開眼笑；後來一些如《農村經濟總收入增加為何效益下降》的調查報告，就讓人不太舒服。他看不慣一些人“麻將在手，小吃在口，三天兩頭，狐朋狗友”，就寫一些牢騷言論。他寫的《三混幹部令人憂》，在《人民日報》和《貴州日報》登出來后，確實令他憂了一段日子。對號入座的人責問：我們縣有哪個支部是打着麻將過組織生活？我們縣有哪個國營廠礦是吃喝玩樂進舞廳？袁再國回答不出。雖然文中無名無址，但你是本縣人，舉出的能是外縣的例子么！
??1995年，曾在袁再國“手下”搞過統計的區統計員張玉勁，任了縣計生局局長，向組織指名要求調他去搞統計。下文後，他兩個單位的統計都搞，直到教會接替的人。他過去１年，任了股長；半年後，任了副局長。工作上大有“士為知己者做”的味道。休息時，常將自己設計的台帳、卡片、抽樣調查表拿給我“修改”，說定下來后在全縣推行。
??一天，袁再國找上門來，喊我幫一個忙，他準備寫一本《計劃生育統計》，列出了詳細的章節，要我承擔四分之一，說有領導喊他寫出來，如果可能的話在全地區鄉村使用。不久，20萬字的書稿拿在手中，他圓臉上眼鏡後面的目光閃亮不已。
??過一段我開玩笑：“袁同志，書印出來沒有？還是付點稿費噻。”
??“領導說，沒有錢，印不成。”他滿臉窘意。
本文作者：張賢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