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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底木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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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底木命

  老婆說,她和我都是船底木命。我問好嗎?她說在船底,從位置上看挺重要的,可就是老在水下,見不着天日。我雖沒想要什麼桅杆那樣風光的命,就是船槳命船梆命也會讓我知足的,可咋能整到船底下去呢?老婆看我情緒有些低落,就說船底木經水浸過,抗爛;再說了,船底下可都是好木頭哇。我看了看老婆,大有同“命”相憐的感覺。

  也許是潛意識之中就不甘心做什麼船底木吧,為了能掌握自己的運命重新塑造一下自己,生活曾在我的中學時代安排我學過木工。沒想到,安排我學木工的學校竟叫木頭中學,那意味着在這可勁練吧,沒準能成為一個令人羨慕的八級木匠。現在想一想,這安排多麼巧合,多麼有意思。

  那是一九七六年的初秋,新學期開學沒幾天,我不願在達里巴中學開辦的財會和獸醫兩個專業班學習,就轉學來到了離達里巴屯十二里遠的木頭中學。木頭中學高中部沒有開辦專業班,只設一個木工組,每個班級僅抽幾個學生前去學習。我來到木頭中學后,上午在八年二班上課,下午到學校的木工組學木工;其他學員都是“全脫學”的,只有我是“半脫學”。

  木頭站公社所在地是長春至白城鐵路的中間站,那裡到白城與到長春的票價相同。現在那裡又叫成蒙古名字毛都站鎮了。聽作家蘇赫巴魯先生說,在木頭站北面有個小屯叫木頭西北(蒙古名毛都西伯,漢譯為木頭圍欄),立屯時家家小院都用木樁圍成,由此得名。後來修鐵路在這一帶建個小站,就就近叫成了木頭站。可見過去這一帶一定是個樹木很多的地方。

  我初到木工組就學拉大鋸。那時正是天要煞冷學生要住宿的時候,我們十來個學員全力以赴“破木板。記得我們兩個人一組在屋內的一個柱腳上把木頭方子“貼”着立住,再上下卡“穩”,便開始一上一下地沿着墨鬥打成的黑線鋸着。我是新手,只能拉下鋸,上鋸要由有經驗的學員把握着“方向”別拉偏了,常常是大鋸拉上十下八下,也不見住下“走道”。屋外門口堆成小山似的木頭垛上,都是些硬雜木方子。就是在這些青干柳和色木方子面前,我在下面像迎着撒出的尿一樣,任由鋸沫子“呲”着;一般情況下總要來回拉上十來分鐘,才能鋸下一塊兩公分厚一米多長的板子。那時累了就唱,連我自己也不知是啥詞,師兄弟問咋聽不懂呢?我說是朝鮮語,他們都信以為真。那時是唱忘記了累,直到一個多月才順過架來。

  沒想到,我還沒能用錛刨斧鋸徹底改變一下我的船底木命,就端起筆杆子,隨着全國揭竿而起的高考大軍沖向了高考的戰場。後來就再沒有機會親自改變一下我的船底木命了。

  現在想一想無論是做教師,還是當編輯,都是在為別人做着“人梯”、“嫁衣”的幕後工作,這和船底木有何區別?沒了錛刨斧鋸,又當兵不成,為了改變一下船底木命,只好業餘時間端着筆桿向報刊雜誌打打游擊,侵佔一點四面八方珍貴的版面,當一當自治的國王,風光一下。

  我本是個“大老粗”出身,血液中缺少那種高貴的天資和靈性,按理說老老實實當個鄉村木匠,“老婆孩子熱炕頭”的一輩子多好。可是自從錯端了筆桿后,就發現這筆尖老是像刀尖一樣暗含殺機,總想力透紙背,這也正合了我這個草莽之人的好佔山為王的“鐵血”習性。令我高興的是,有很多貴人給我提供了一片又一片土地,讓我的“船底木”在這裡發出了新芽,見着了陽光。

  詩人蘆萍先生是我的第一位恩師。記得在達里巴中學教書時,見到了一本白城地區文聯主編的《綠野》雜誌,上面的“作家筆名探源”欄目介紹的就是該刊的顧問蘆萍。當時蘆萍先生在吉林省作家協會工作,看到了丁國成寫的那篇介紹文章后,我馬上產生了想給蘆萍先生寫封信的念頭。信郵走後,沒想到不過十天就接到了蘆萍先生的回信。這之後,先生對我這個“野心勃勃”“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作者給予了無私的幫助,使得我的處女作《河邊》和多首習作發在他主編的《詩人》雜誌上。

  這之後,還有很多本地和外地的詩人作家編輯記者向我伸出過友愛之手,幫助我擴展着“船底木”上長出的小樹的年輪。

  今天。我這塊船底木隨着“松原作家採風團”的風,從松花江到嫩江,再經大箔口吹進了庫里泡。在這個電影《甲午風雲》拍攝的地方,我沒有找到當年被“日本人”炸碎的船底木,卻彷彿看到了莽古斯、寨桑、孝庄、皇太極等眾多的歷史人物,正從岸邊這片達爾罕北陵景區的漫崗上走來。我趕緊揉了揉有些散光的眼睛,再看又什麼都不見了,於是又隨風吹進了查干湖,再經草原運河(引松工程)回到了松花江畔。

  沒想到我這塊船底木繞了一圈剛回到起點,就收到了年近八旬的蘆萍老師寄來的兩部新著。手捧老師的作品集,感念老師的恩德,覺得今天採風繞的這個圈,應是老師給我這塊船底木上長出的小樹,擴展出的最新最大的一圈年輪。

  2009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