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用一生建起了我們的家。直至五年前，他生命的最後一刻，永遠地停留在了我對家的記憶里。多少年來，不管異鄉的繁華如何迷離，流浪的心思怎麼失落，我總無數次憶起，那槐蔭下的些許陽光，溫馨而又清涼，默默的融入我的眼帘，悵悵的傾入我那隔斷天地的念想。
————題記
我耐不住對家的思念和對孤獨母親的擔心，回到了家裡。
沒有了父親的家，就好笑缺失了什麼。地里的禾苗不再旺盛青翠，低垂着頭，無精打采。院子里少了噼里啪啦的劈柴聲，也少了昔日歡快的笑語。空曠的房間里，只有母親默默地望着黑黑的灶台，摩挲着在房間里尋找着過去的點滴。
擦乾紊亂的泥濘腳印，彷彿越過了幾個年輪。在淡淡的槐蔭清涼中，我想起了從小陪伴我的父親。
記得很小的時候，父親經常出門。每次回來，他的頭髮都亂糟糟，但衣服的補巴卻橫豎相間、齊整別緻，變色的解放鞋面上看不到一丁點兒泥巴，口袋裡總是鼓鼓的——那是我們的希望和歡愉。我們幾個小孩子圍在父親身邊，一個口袋、一個口袋地翻着，拿出向陽花（土家語，葵花）、瓜子、花生什麼的，放在用廢舊報紙鋪得滿滿的桌上。然後，父親一粒一粒地分配給小夥伴和我。我總是很委屈，為什麼我得到的總是比別人要少那麼幾顆。又一次，我哭述着反對這種分配製度的不公。父親告訴我，因為我年紀小、認的字又少，所以才得的少了。為了證明自己能念很多字，我將皺巴巴且並不完整的報紙，小心翼翼地抹平，面對着父親，從頭到尾誦讀起來。從那時起，熏黃了的報紙，成了我認字和尋找答案的記憶。
我從別人那裡聽到一個關於父親小時候的故事。解放前，在父親大概十多歲的時候，家裡特窮，他只好跟隨別人光着腳丫、背着草鞋，邁着一尺多深的積雪，從雲陽、萬縣一帶販鹽來賣。有一次，同伴受傷了，他放下擔子，將同伴背了三十多里，找到歇腳地后，再去挑同伴和自己的擔子。等挑完同伴的擔子，再去找自己的擔子時，天亮了，擔子也不見了。後來，他們兩人一副擔子，走了半個多月才到家。東家以為他們途中私賣了，用扁擔捶打他直到暈死過去，父親沒有哭、也沒有爭辯。從此，我有一種父親為人軟弱的印象。
在大辦鋼鐵的年代，父親成了我們大隊的大隊長。在一次鍊鋼鐵的時候，木架垮塌下來，將父親和一個社員壓在木頭下，父親用身體頂住木架，保護了社員。從那以後，父親背上永遠地烙下了疤痕，右手拇指也從此殘缺不全了。社員說，是父親“鋼鐵一般的身體”救了他。但我不明白為什麼“鋼鐵”會留下疤痕，還會斷了手指。
上小學以後，打豬兒草（土家語，割豬草）成了我的常事。有一次，我和小夥伴們放學去打豬兒草，由於貪玩，打的草少，我們反覆試想了一個辦法，將背篼（背簍，土家族用來背裝雜貨的竹篾框）用小樹枝從中間穿抬起來，背篼下面疏疏鬆松的，上面的草料卻滿滿的。回到家，我故着鎮靜地唱着歌兒、哼着曲，依偎在父親的身邊。父親彷彿看穿了我，眼盯着背篼，沒有平時的笑顏，也沒有說什麼，只是理了理他那依然蓬鬆的頭髮，將樹枝一根一根地抽了出來。頓時，草料沉下了簍子，淺淺的背篼暴露無遺。我不敢看他的眼睛，也不敢再唱歌哼曲了。
再有一次，我和小夥伴們在別人家地里打了豬兒草。第二天一大早，人家便找上門來，硬說是我“打了剛出土的洋芋苗”。來人走後，委屈的我將整背篼的草全倒在地上，一根一根地數給父親看，父親也沒有說什麼。後來，聽母親說，父親賣了小豬崽，買了肥料去賠給人家。那以後，更加深了我對父親軟弱的印象。
初中畢業，為了減輕家裡的負擔，我考了中專。正值教育改革年代，從初中時的幾十塊錢學費，一下子陡升到數千塊，我的第一筆中專學費成了家庭有史以來的天文數字。村裡人湊了三天，加上父親賣光家裡的豬、牛和山上的樹等所有值錢的東西，也還差兩三百塊。父親冥思苦想了幾夜，才想到早已搬至數百裡外、曾稱他為“鋼鐵”的社員兄弟。來回幾天，父親用堅硬的腳板，替我湊足了學費。因為腳傷，他請一位親戚替他送我到外地上學。臨行前，他笑着對我說，走出去就好了。我漸漸感到，他不是一個軟弱的人。
屋漏偏逢連夜雨，還未來得及去構思今後的夢想，我們又遇到了一大坎坷。那是我學成就業的一個春節早上，我晨練回來。匆匆趕來的郵遞員送給我一份加急電報（那時候電話都是奢侈品，電報是主要的及時通訊工具）：“家已燒完，速回”。短短的幾個字，讓我雲里霧裡，不知何意。但“速回”兩個字，讓我寒意頓生，“家裡出大事了”。我匆匆趕回家，看着依稀暖暖的家成了煙霧繚繞、殘牆斷垣的廢墟，看着目光獃滯、一臉黝黑而又似乎從未見過的父親，我忍不住大哭。父親沒有哭，也沒有說什麼，只用手不停地撫摸着我的頭。
收拾了殘餘的糧食，搭建了簡單的宿營，不久，我回到了單位。雖然上班，可微薄的薪水怎麼也沒有辦法積蓄起來支持家裡，我也漸漸地擔心起父親和母親的身體來。好不容易熬到年底，我回到久別的“家”，遠看着熟悉的斑駁老槐樹下，立起來兩間岩房。同行人告訴我，那就是我們的新家，只是“還未搬去住”。到家了，父親的頭髮還是那樣蓬蓬鬆鬆、亂極了，身體也低矮了許多，走路蹣蹣跚跚的，彷彿隨時要摔倒下來，但他堅持不拄拐。我與父親周周地看了一遍我們的新家，又看到他殘缺的拇指似乎又短了一截，眼淚不自覺就流了下來。父親還是那種無所謂的感覺，他說，“家建好了，就好了”。
有了家，就有了歡樂，更多了我們談論的話題。老槐樹下，些許陽光、些許清風，時而暖暖、時而清涼，父親和我面對面地談論起他的一生，也讓我第一次真實地看清了他。
從此，田裡的谷穗越來越晶瑩，地里的苞谷也越來越飽實，壯實抖擻的莊稼卻慢慢地湮滅了父親那逐漸低矮的身軀。
（文/曹作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