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學費每年要五千元。
“我連假錢都沒得一張。”爹說。
吃飯時，爹不是忘了扒飯，就是忘了咽下去，眼睛睜得圓鼓鼓的，彷彿老僧入定，傻愣愣地坐着。“魂掉了。”媽心疼地說。
“在這邊住茅草屋，到那邊也住茅草屋算了！”突然，爹說，像是自言自語，又像是和媽商量，但那語氣又不像是在和誰商量。
說完，扔下筷子，放下碗，徑自出去。
我知道，爹準備賣掉為自己精心打造多年的壽方（棺材）。在我們土家族聚居的大深山裡，做壽方是和婚嫁一樣重要的事情，老人們常滿臉嚴肅地對後生小子們叮囑：“寧可生時無房，不可死時無方（棺材）。”山寨人一生最大也是最後的希望，便是有一副好壽方。
爹的壽方因為木料好，做工好，油漆好，在方圓幾十里數第一。聽說爹要賣，窮的富的都爭着要買。
當天下午，一位窮得叮噹響的本房叔叔以一千五百元的高價買走了爹的壽方——爹最後的歸宿。
“不反悔？”叔叔又一次喜滋滋地問。
“不反悔。”爹咬着牙說。
當我離家上學時，加上叮噹作響的十來個硬幣和寫給別人的兩三張欠條，竟有“巨款”四千五百元！另外，三親六戚這個十元，那個二十，學費算勉強湊齊了。
爹送我，一瘸一瘸的——在懸崖燒炭摔的。
四天過後，到了千里之外的南京，報了到。於是，爹厚厚的“鞋墊”變薄了。他脫下鞋，摸出剩錢，挑沒人的地方數了三遍，三百二十六元零三分，他全給了我。我老蜷在床上，像只冬眠的動物。生活費還差一大截兒，大學還有四年，我沒心思閑逛。
八月的南京，三四十度，很“暖和”。爹和我擠在窄窄的單人床上，我不知什麼時候睡著了，又好像一整夜都沒睡着。當我睜開眼睛時，天已大亮，爹早已出去了。
中午爹才回來，儘管滿頭大汗，臉上卻沒有一點血色。
“給，生活費。”推推躺在床上的我，爹遞給我一疊百元紙幣。
我困惑地看着他。
“今早在街上遇到一個打工的老鄉，問他借的。”爹解釋，“給你六百，我留了二百元路費。我現在去買車票，下午回去。”說完，又一瘸一瘸地、笨拙地出去了。
他剛走，下鋪的同學便問我：“你爸有什麼病？我清早在醫院裡碰見了他。”
我明白了：父親在賣血！
下午，我默默地跟在爹後面送他上車。買了車票，他身上僅剩下三十元。
列車緩緩啟動了。這時爹從上衣袋中摸出一張皺皺巴巴的十元錢，遞給站在窗邊的我。
我不接，爹將眼一瞪：“拿着！”
我慌忙伸手去拿，就在我剛捏着錢的一瞬間，鐵道邊的工作人員把我用力一扒，錢撕成了兩半,工作人員眼一瞪吼道:“找死啊！你沒看到車要開了嗎？”
火車緩緩向前疾馳而去，望着手中污漬斑斑的半截兒錢，我的淚水奪眶而出。
僅過了半個月，我便收到爹的來信，信中精心包着那半截兒錢，只一句話：“粘後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