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命運真是一個難以捉摸的東西。我真的沒有想到，一向開朗的三姐會成為精神病患者。
都說性格決定命運，可從三姐的命運來看，這句經典名言就有些勉強。因為人的一生總是被環境所左右，總是充滿變數。又比如我，如果不是高考後跳出農門，我可能和三姐一樣至今仍在泥土裡苦苦掙扎，甚至會更慘。可命運似乎又是冥冥中註定了的東西，儘管你使出渾身解數卻難以逃脫上蒼的安排。
三姐是我的親姐，可我姓崔，她姓劉。我必須承認，三姐的這一變故與我有關。因為我的出生，三姐才被迫改為姓劉。這其中固然有父母重男輕女的因素，更直接的原因是窮困潦倒的日子已無力為她提供最基本的物質所需。
那是天災人禍仍在延續的上世紀六十年代的第四個年頭，在一個風雪交加的冬日，在三姐撕心裂肺的哭聲中，作為中介人的姥爺把四歲的三姐背到了小姨家中。小姨婚後五六年一直未生育。已經懂事的大姐二姐和哥無奈地踏着雪泥遠遠跟在姥爺身後，一路與三姐的哭聲遙相呼應，戀戀不捨地把朝夕相處的小妹送到了小姨的村邊。
作為交換和安撫，姥爺從小姨家背來了半布袋高粱。娘看見高粱再次昏厥在炕上，一向堅強的爹一腳踹倒高粱布袋，淚流滿面地在村外雪地蹲了半夜。多年後回憶起這心酸的一幕，哥仍眼圈發紅，對我說：咱家本來就窮，又添了你，稍有一點辦法，咱爹咱娘也捨不得把雙蘭送人。三姐叫雙蘭。
三姐的到來神奇般地拉開了小姨家人丁興旺的序幕。後來，小姨接二連三生了三女兩男。人多勞少的境況使剛讀小學四年級的三姐不得不放下書包扛起了鋤把，這個聰慧活潑的學校文藝骨幹變成了人民公社戰天鬥地的一名小社員。
〈２〉
門崗打來內線電話，說那個精神病又來了，你見不見？我略微遲疑了一下，還是邁動了無奈的腳步。門崗毫無表情的電話讓我心裡有一點不快，可我不能怨他，因為此前我始終沒有公開承認這個精神病就是我的三姐，別人也都以為她是有偏執狂的上訪者，因為每天都有類似的人把新聞單位當作青天大老爺而屢屢登門告狀。
我不耐煩甚至用厭惡的口吻質問她為什麼坐在單位門口讓我丟人現眼。她一臉憔悴的無奈，低聲說：你讓我去找誰？
是啊，在這熙熙攘攘的城市裡我是她唯一的親人。在別人眼裡她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精神病患者，而在我面前她是血緣和親情，更何況是我排擠了她幼年應該享受的至愛親情。雖然多年滋生的虛偽心理和諸多的無奈，使我不願在大庭廣眾之下承認這個骯髒的鄉下人就是我的親姐。可三姐的反問還是撞擊了我幾欲麻木的心扉，漂浮起的良知浪花沖刷着我的虛偽和寡情。我掏出二百元塞入她的衣兜，溫和了語氣對她說：回去吧，好好種地也能過上好日子。
三姐搖搖頭，以沉默拒絕我的建議。我知道她的倔強，她從小就是如此。在小姨家不知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回到崔家她總是笑眯眯的，不肯讓爹娘知道她的委屈。有一年在生產隊噴農藥中毒，三姐幾乎喪命，爹娘帶我前去探望，三姐躺在病床上虛弱的臉上仍擠出堅強的笑容，連說沒事兒，說著話眼淚撲簌簌掉在娘的手上。後來我想，這眼淚不知容納了三姐多少辛酸。在我們崔家的老四到劉家變成了老大，這不僅僅是簡單的數字次序問題，更是汗水與負重的標誌。小姨親生的五個孩子都讀到了初中以上，掙工分和後來的責任田都落在了姨夫和三姐的肩上。起早貪黑，有幾次三姐暈倒在田間。走出小姨的家門，娘抹着眼淚對我說：要是沒有你，你三姐也走不到這一步。記住，以後有了能耐千萬別忘了你三姐。
母親的話嵌入我懵懂的記憶中。考上師專那年臘月三姐出嫁，我知道后，儘管面臨期末考試，仍請假回家為三姐送行。當我踏着夜色趕到小姨家時，三姐很是感動，自豪地向每一位幫忙的鄉鄰介紹我：這是俺兄弟，上大學哩。
三姐的丈夫是鄰村一個姓楊的退伍軍人。楊家與劉家一樣都是人多勞少，條件較差。寒酸的兩家陪送的嫁妝和操辦的婚禮自然也寒酸了一些。為此，三姐怏怏不快，一臉凝色。我知道三姐要強的個性，怕她生氣，第二天返校時又到楊家看望三姐。
塵土蕩漾，冷風拂面，三姐送了我很遠。我勸三姐不要為此事生氣，好男不吃分家飯，好女不穿嫁妝衣，以後會好起來的。三姐的氣消了許多，自信地對我說：放心，我以後過的不會比別人差的。
臨上車，三姐塞給我五塊錢。我知道這是三姐的血汗錢，堅辭不受。三姐生氣地說：你看不起三姐是不？等你以後條件好了再還我。車如一片枯葉絕塵而去，消瘦單薄的三姐在我的回望中漸遠漸小，紅圍巾扎眼地牽着我的視線。我在心裡為三姐祝福。
〈3〉
分家另過，兩個女兒出生，耕種責任田，養豬養羊，偶爾做點小生意，三姐把瑣碎而清苦的日子打理得有條不紊。
我師專畢業回縣裡工作，雖然與三姐相距並不算遠，但由於各自忙於生計，姐弟除了過年過節匆匆說幾句話外，來往並不密切。我曾對她說有困難來找我，可三姐從未向我張過嘴，儘管她的日子過的並不輕鬆。每次我從微薄的工資中擠出一點接濟她時，她總是婉言拒絕：你剛出道，比我用錢的地方多。
調市裡工作后，我與三姐見面的機會更少，可每次見了面，她依然用那句話來拒絕我對她的幫助。問她有什麼困難，她提出如果有機會給她丈夫在市裡找點活兒干，她說：種地辛苦不說，糧食不值錢，化肥農藥貴得嚇人，鄉里村裡要的又多，辛苦一年有時還撈不回本錢。對三姐的話我深有同感，雖然遠離農村多年，可作為農家子弟我何嘗不清楚農民的艱辛，可幾次應承三姐，卻一直沒有給她丈夫找到合適的活兒，太重的活兒她丈夫體力不支，輕巧的活兒又不好找，何況城市有許多下崗工人都在瞪着眼沒活兒干。找了幾次我也就灰了心。初始，我對自己的言而無果感到內疚，可隨着自己名利心的跌宕起伏，親情的土壤也漸漸在內心板結，對三姐的承諾也就心安理得地放在了腦後。
世俗的侵染和地域的阻隔使我在有意無意中疏淡了不該疏淡的親情，而要強愛面子的三姐也在自卑中刻意迴避我帶有施捨性質的饋贈。後來，三姐生活狀態的消息我幾乎都靠在鄉下的老父親那裡獲取。
三姐和丈夫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到永年南大堡菜市場開過飯館，經營一年，連本錢都搭了進去。二人不甘心，到峰峰礦區倒賣蔬菜，又賠了一塌糊塗。最終又回到了老家的責任田。回老家后又諸事不順，每況愈下。期間，我曾托父親給三姐捎過三次錢。後來父親把錢如數退還給我。父親說：你三姐不要，她這個人太好強，還不死心，還想出來找活兒干，你當回事幫幫她吧，她現在人不人鬼不鬼的。
父親的話我沒有多想，認為三姐不過是一時的困難。1996年冬，一個在家鄉中學當校長的老同學來市裡找我辦事，中午吃飯時，這位同學校長說現在農村學生失學嚴重，說他們學校一個初二女生，因為父母有病被迫輟學，退學時給校長寫了一封信，說了自己的處境，校長看了直掉淚。校長問我能否在媒體呼籲一下，讓社會都來幫一幫農村失學孩子。校長說出女孩子的村莊和姓名時，我杯中的酒灑了下來。雖然幾年不見，但憑記憶我猜測這女孩子就是我三姐的大女兒－－－－我的親外甥女。
我掏出手機當即給老家打了電話，核對無誤后，我的眼淚滴進了酒杯，愧疚感沉沉壓在心上。自己曾多次充當社會良知為那些素不相識的窮孩子呼籲救助，可沒有想到自己的親外甥女也在救助之列。回家后我和妻子說了此事，在震驚之餘，我們商定，不管花多少錢也要讓兩個外甥女上學。然而，我們未能如願。
後來才知道，由於多次挫折，一向要強的三姐和丈夫都產生了強烈的自卑情緒，兩個人性格都發生了變化，這自卑在心裡壓抑發酵，進而精神的堤壩崩潰。二人整天疑神疑鬼，閉門不出，家務和責任田都由兩個未成年的女兒承擔。經濟入不敷出，生活困難重重，所有親友都借了個遍，而在鄉下的親友們都不太富裕，救急不救窮，親友們對三姐兩口子都產生了反感。所以三姐一次次到市裡來找我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我走進三姐久違的家門，眼前他們結婚時的土坯房已破敗不堪，與周圍鄰居高大的紅磚瓦房對比鮮明。正是滴水成冰的季節，屋裡與屋外一樣寒氣襲人。三姐見了我就手舞足蹈地怪笑，對躺在被窩裡的丈夫說：我說外邊有咱吃的飯吧，這不咱兄弟給咱找到好活兒了。她的丈夫神色異常地問我：你進來時後面有人跟着你沒有？得到我肯定答覆后，他說現在有人陷害他，不讓他出門掙錢，還信口羅列了一串名字，他所說的這些人不是親戚就是鄰居，並從枕頭下摸出一把菜刀，咬牙切齒地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只要壞蛋敢進來，我就堅決把他消滅掉。他邊說邊在我面前晃着菜刀，着實讓我出了一身冷汗，生怕他把我想象成了壞蛋。
留下一點錢，我慌忙走出了三姐的屋門，對拾柴回來的外甥女說：你爹你娘真的精神上有了毛病，得送醫院。外甥女淚水漣連地說：他們根本不承認自己有精神病，往醫院送了兩次都半路跑回來了，還把我打了一頓。看着早當家的孩子，想想她的處境，我鼻子酸了。此時，三姐和丈夫背着包袱興高采烈往街門外走，他們真的認為我給找到了工作。我推說去叫車幫他們拉東西，讓他們回家裡等待，便飛也似地逃了。
〈4〉
在我和眾親友善意的哄騙下，三姐和丈夫才住進了醫院。半年後出院，癥狀雖有所減輕，可二人仍不願下地幹活。比以前有長進的是，三姐讓我找工作的條件降低了，她說當保姆也行，可就這樣的精神狀態哪家敢聘請她呢？
三姐慧根未絕，最後一次找我竟是為離婚而來。我問她為何離婚，她說：他成天啥活兒也不幹，以後的日子咋過？我問她丈夫是否同意離婚，三姐指着左手臂上的傷痕說：他不同意，還打我。這次三姐還帶來了被褥，說怕回家后丈夫再打她。當時我正因為工作上的事情心煩，認為打架不過是夫妻之間正常的糾紛，加上我的住房條件並不寬敞，就給了她一點錢，把她送到汽車東站打發走了。
五天後的一個深夜，我正和幾個朋友喝酒聊天，手機突然傳來表弟急促的聲音：哥，你快回來一趟吧，咱雙蘭姐病重了。問及病因，表弟含糊地說：你回來就知道了。放下電話，一頭霧水的我出了一身冷汗。心想，不對頭啊，除了精神外，五天前三姐來找我時沒發現她有什麼病，莫非她丈夫－－－－－我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找了朋友的車連夜趕回了老家。
三姐是被她丈夫打死的，因為三姐堅決離婚。就這麼一件婚姻問題導致三姐走上了不歸路。
三姐出殯時我又專程回老家最後一次送她。三姐埋在了楊家的祖墳，也就是說，三姐將在這裡等待那個置她於死地的男人。我不知道要強的三姐在天之靈是否能夠答應和安寧。
我之所以在文中不稱三姐的丈夫為姐夫，是覺得那個男人對不起三姐。可捫心自問：我對得起三姐嗎？如果五天前我不強行把她送走，找個地方把她安頓下來，她也許會避免遭此厄運。其實這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可我沒有做到。
三姐死於2000年一個春暖花開的日子。幾年來因為自責和虛偽，我一直沒有勇氣去寫三姐。如今不惑之年的我在塵俗迷霧中漸漸不惑起來，雖然我的懺悔對於三姐已無濟於事，但至少我可以此事為基點，去校正曾經偏失的親情及人性的坐標。寫到此，我又異想天開：假如三姐一直生活在崔家，假如她能夠在那片貧瘠的土地上安分守己，假如我們所有親友都竭盡全力幫她。如果這些假設全部成立，三姐能避免如此凄慘的命運嗎？我看未必，因為這些微弱的元素並非是絕對的命運構成。